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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葦的陳映真刺點--《左伯桃》 與《紅鼻子》的對照記

吳思鋒 | 發表時間:2022/03/16 16:11 | 最後修訂時間:2022/03/21 17:41

評論的展演: 2022姚一葦先生百歲冥誕紀念演出 平劇《左伯桃》 《紅鼻子》

我創作劇本從未抱持任何目的,只是在一時的感觸,在自我的驅迫下,一吐為快。」--姚一葦〈原序:《姚一葦戲劇六種》再版自序〉,《姚一葦劇作六種》(1982

話說在先,這是一篇非平劇的閱讀。此書寫起於一個非《左伯桃》的刺點。

開演前,曹復永導演上台介紹姚一葦先生的生平,接下來播放了兩部紀錄影片,第一部放的是探訪《紅鼻子》製作過程與創作源起的影片,姚一葦在鏡頭裡堅決地說,如果沒有陳映真入獄事件發生,就不會有這部劇本。該事件指的是「民主台灣聯盟案」,陳映真、吳耀忠、陳耀圻等人因自組左翼讀書會,以「預備顛覆政府」之罪名受到逮捕。同時,李行導演正在將姚一葦《碾玉觀音》拍成電影,亦不得不因此中止。隔年,1969年,《紅鼻子》完稿。

這一個不知有意無意的放映安排,以及當日觀看《左伯桃》時感到作品中有一種莫名深沉的重量,促使我回頭閱讀姚一葦劇作,才後知後覺《紅鼻子》和《左伯桃》有一個其他劇作沒有的共通點,即主角最後都選擇自我犧牲。按舞台指示,「紅鼻子」現身於一個「初秋的薄暮」時分,天降豪雨,交通阻滯,各路人等偶聚於「某避暑地的一家中等旅館」。他隨企圖用表演交換吃住的雜耍班子入內,而後他用善解人意、井井有條的表演、聆聽和回應,緩解,甚至啟發了不同組住客切正面臨的憂慮、恐懼或困厄。這位老愛戴著紅鼻子、來路不明,混入雜耍班子走江湖的男子,似乎成了人人稱讚的好人,直到第三幕,他的妻忽然出現,逼近他,一把將他的面具抓下。」引起一陣譁然。

下一幕,他與妻(王珮珮)直面彼此,自承在離家的這些年,嘗試過很多工作,都很失敗。這些自我剖白,皆反映他為了追尋存在意義所以選擇離家出走的心路歷程,而帶上面具,給了他自由:

王珮珮:可是我看你表演時,你一點也不害怕。

紅鼻子:那是當我帶上面具的時候,當我帶上面具的時候我不害怕。我一點也不害怕。我覺得非常自由,我覺得我是自由了,自由地生活在一個我自己的世界。我覺得我可以冷靜地觀察別人,而不必害怕我自己。

帶上紅鼻子面具,讓他發現失敗的自己還能做的,就是帶給人們快樂,即便短暫。而且,快樂就是犧牲。」他對妻說。「當一個人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他最快樂」他對妻說。

一夜過去,原先受到紅鼻子正面影響的住客們,反而在天氣恢復和煦的早晨,紛紛面露猜忌、自大、世俗的原形。就在各路人馬將即各奔東西之際,一位雜耍班的小姑娘(舞娘丙)竟然往海邊游去,眾人紛紛亂亂,最後卻是不會游泳的紅鼻子「帶上了面具」,從陽臺一躍而下。過了一會,她游回來,他卻不知去向,眾人紛紛亂亂,此時收音機播放的新聞報告恢復通車的好消息,大家一哄而散。

從頭徹尾,紅鼻子的選擇裡沒有脫下面具回家一途,只有犧牲,為了給他人短暫的快樂。「脫下面具」或「回家」,在劇作中的寓意接近世俗化、理想主義的喪失。反過來說,犧牲作為死亡的一種,在紅鼻子身上溢散著一股絕對而純粹的力量,他尋索的存在,通過犧牲得以建構。

十一年後寫成的《左伯桃》,最後的犧牲則發生於左伯桃與羊角哀在向楚王自薦的路上,受困於凍天飛雪的山路,兩人糧盡援絕,衣不禦寒,年長於羊角哀,自認學養後於賢弟的左伯桃,見狀,決意自我犧牲,因為兩人死何如一人死?

在後世流傳的版本裡,左伯桃亡後猶有後續;為羊角哀順利求取功名後,暫辭楚王,回事發處葬大哥,大哥卻託夢告知其墳不堪鄰旁荊將軍墳之擾,屢屢欺凌他。羊角哀最終見陽間人無能陰間事,心懷忠義,遂隨左伯桃之後,自刎而死,捨命全交。這極富戲劇性的後半段,全為劇作家給刪了,徹底將故事終止於左伯桃的犧牲,如此截斷,也就等於將時間性封閉於「現世」(陰間不存在);沒有夢,沒有玄幻怪奇的情節,左伯桃死後羊角哀命運如何亦變得不可知。相對於主要流傳的原典,結果是兩人皆亡,在這部1980年完成的劇作,結局則為一人死一人生,差別在於後者具有死與生拉扯的相互關係,而不必如原典般,盡皆消亡。從劇名反觀,將核心置於左伯桃的犧牲,顯然是有意的。

此外,姚一葦曾自述,此劇本唯一的杜撰為指示由數名孩子般的雪童群舞,表現大雪紛飛之場景。我卻覺事有蹊蹺,因明明是一精簡文本,何以非得強化暴雪場景?雪童抽象化大雪,大雪抽象化了什麼「真正的無可奈何之境」(姚一葦語)?他共感了那時代什麼複雜的「現實」?在戲之外,也許是過度詮釋,可至少巧合的是,左伯桃求仕路徑為自西羌往雍州,西羌人在歷史上屬外族,卻源遠流長,很早便與漢族共融;雍州則位於今陝西省,就近代中國的角度來說,無論共產黨的延安、中國國民黨的西安,甚至是為多朝古都的西安,皆位於陝西。以致,如果西羌被視為外族,是否也隱喻了身在台灣的姚一葦,自況邊緣的離散之心?乃至於,為何他習用「平劇」而非「京劇」?設若我們回溯二詞源流差異,寄寓的鄉愁亦有所不同。

到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紅鼻子與左伯桃的自我犧牲都是為了成就他人,或說,犧牲從來不是個人的,而是為了釋放更大的愛。在革命與運動的歷史中,犧牲則往往是啟蒙的開始,再生產新的群體動力。落實於劇作裡,我以為劇作家在《紅鼻子》與《左伯桃》部署的犧牲,主要屬於前者;無論現實多麼困厄,未來多麼迷茫,紅鼻子與左伯桃的「戲劇行動」卻十分純粹,他們承受著時代的複雜、前景的未知,通過自我犧牲交換更大的希望。劇作以外,這份純粹亦非全然無關於革命與運動,而是用文學與藝術之愛,擁抱革命者,擁抱運動——這便是「陳映真刺點」了。這裡的「陳映真」,毋寧是一個集體的象徵。

陳映真在回憶姚一葦的散文〈洶湧的孤獨〉(1997)寫道:

一九六九年,我在囹圄中讀到先生的劇本《紅鼻子》。有誰能比一個突然被捕、被拷訊、被投獄而失去同一切正常生活的自由聯繫的人,更能理解先生所寫的、被不可抗的原因而和外面的生活斷絕關係的世界呢?我逐字讀著劇本,彷彿感覺到先生竟穿過眾神袖手的獄牆,如同往時在先生家的客廳那樣,向我傳來諄諄然、藹藹然的安慰和鼓勵,使我不能不面壁屏息,抑制滿眶的熱淚。

陳映真也於文中提到,在六零年代,姚一葦便從他的小說讀懂了他。有一次,姚一葦首次向他坦露魯迅對自己具有深遠影響,並以此向陳映真發出理解之語,因為他在閱讀後已然明白,雖然陳映真是文學創作之材,但文學創作終究阻擋不了陳映真未來走上政治實踐、社會改革的道路。在那個談論魯迅仍為禁忌的年代,陳映真回顧那一次會面,寫下:「在仍然不能暢所欲言的對話中,我聽懂先生不曾明說的語言,而先生也了解我不曾道出的思想和身處的困境。

返讀《紅鼻子》,在第一幕舞台指示即述:「幕起時,正是一個初秋的薄暮,外面下著大雨,遠望海景,一片迷濛。」初秋、薄暮、大雨、望海、迷濛等詞語乍似連貫、一致,卻也共時地靠近「民主台灣聯盟案」發生的季節,以及發生以後,在文藝圈瀰散的氛圍,甚至作者的精神地理。到了《左伯桃》,死亡的氣息更濃厚,尤其通過左伯桃的幻覺出現。那發生於第四場〈雪阻〉,漫天白雪,兩人尋無安身之所,左伯桃眼見前方有座房子,羊角哀定睛一望,卻是一座墳墓。他倆便躲進墳墓,暫避風雪。墳墓的幻見預告了死亡的終局,但如同前述「犧牲」的意涵,死亡帶來的不是絕望,而是讓人更加澄澈地洞見現實,洞見希望之所在。在此,死交換生,絕望交換希望,所以當台上的羊角哀為大哥之死哀嚎,我卻感覺到源源不絕的生之動力正自深處湧出。

當時因為政治敏感,《紅鼻子》必須易名為《快樂的人》。今天,在看似承平的時代,我們更要回應「人類的快樂從何而來」?又,姚一葦何嘗不是那位年長的左伯桃,用自己的銀行工作、創作、編輯及教育的多重身分,以已身為度,在無數個暗夜中掌燈,撐持後到的他人,互訴密語,陪伴眾人度過長夜漫漫的禁忌年代?

註:引號內粗體字者,出自劇本內容。

【觀看場次】

演出團體:台灣戲曲學校

演出場次:2022/2/27 14:30

演出地點: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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