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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一個不可能的政治:在參與和公共裡協商(上)

吳孟軒 | 發表時間:2021/12/31 16:06 | 最後修訂時間:2022/01/03 11:44

正如〈將策展問題化:初論當代表演藝術策展〉一文所示,當代表演藝術策展普遍帶著鮮明的政治性格,策畫藝術節也開始被視為是改變觀點、激發問題意識、邀請觀者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途徑。策展人與藝術家,普遍將藝術節視為替代性的政治行動,並將異議、對抗、協商、合作原屬於公共領域的特質,帶入展演、講座、工作坊、導覽、出版等藝術節的相關產出,並以此創造出臨時性的社群,對當代社會進行多面向的反省和對話。當策展開始被賦予「公共」的想像與意義,允許各式各樣不可能(也不需要)被全盤整合的異議,在藝術節裡發生與碰撞,便成為策展的必要過程。在現今常見的當代表演藝術實踐裡,常是將策展作為「組織不可能」的實踐:呈現一個不可能的公共領域,一個不可能的思想動員,一個不可能的政治。【註1】

此顯然與當代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對於藝術社會實踐、藝術公共性的濃厚興趣,有著密切的關連:許多藝術家將藝術視為田野調查、社會互動、社會干預和社區營造的方法,從而發展出參與式展演、公共空間展演、社區展演等各種藝術介入的方式,而我們從藝術學者夏儂.傑克森(Shannon Jackson)和克萊兒.畢夏普(Claire Bishop)對參與式藝術的眾多研究可知,當代表演藝術的社會實踐,已發展出非常多樣且靈活的面貌,並和視覺藝術相互密集地流通,出現在當代文化生產甚至文化政策的各個層面,而策展,同樣也身處此對公共性的重視與投注之中。【註2】

當然,對於藝術社會實踐的擔憂與批評也從未止歇,包括認為藝術的社會實踐削縮了藝術美學的意義與責任,同時也成為服務於新自由主義文化政治的最佳工具;劇評人郭亮廷對2017年台北市立美術館「社交場」的批評,至今依然言猶在耳:郭認為,「社交場」中大量的參與式展演,所展現的除了藝術家積極參與的社交性格外,也同時展示藝術家因應機構和人群的應變能力。在參與式展演中,藝術家面對流動的觀眾與流動的作品界線,其必須善於應變,也必須擁有絕佳的協商與溝通能力,而這些靈活、懂得合作的適應能力,都直接兌現為藝術家的人格保證。郭認為,此無疑符合著波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佩羅(Eve Chiapello)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新精神」:彈性、靈活且因地制宜。因此,參與式展演的種種操作,都讓藝術成為了在新自由主義的治理下,一種彈性身分的練習【註3】

在此,值得繼續追問的是,「彈性身分」是否只屬於參與式展演在操練的主體特徵,或早已作為當代表演藝術勞動的某種現實。若當代藝文生態已與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與精神,彼此相生相息、難分難捨,則彈性身份的操演與練習,便已處處編織進每個藝文勞動者的工作處境裡,參與式展演是其中之一,策展也是其中之一。此外,正如畢夏普在其代表性的著作《人造地獄》所言,只要依附著新自由主義的藝術生態繼續蓬勃發展,藝術的社會實踐,便會繼續方興未艾,因人們在現實的政治體制上早已無抗衡晚近資本主義之政治實力,而將藝術視為替代的反抗方案,則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換言之,當代表演藝術對公共性的熱烈關注,並不是因為當代表演藝術工作者都特別急公好義,從某個更誠實的角度而言,在與政府、議會、大眾溝通我們在當代為何仍需要藝術時,公共性或許是較有說服力的立論與策略。於是,藝術的社會實踐固然有其積極開拓的面向,同時也有其不得不為的現實,而無論是藝術家或策展人,都因此身處一個弔詭的處境,也就是藉由抵抗新自由主義,而練習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最佳勞工。在如此的景況下,與其問藝術的社會實踐如何抵抗又如何有效,於我而言更重要的問題也許是,我們該如何從「協商」的情境出發,重新理解藝術家或策展人在實踐過程裡的折衝與拉扯,而他們的主體性又如何在此弔詭的情境中被重新刻度?

此外,在疫情的衝擊下,無疑為藝術的社會實踐,帶來了十分尷尬的困境,讓原本已經複雜多重的彈性身份操演,又再加上數位工具的向度:若論藝術的田野調查,一門由言說、互動、感官訊息所積累的研究方法,在肉身被螢幕區隔後,要如何還能聽音辨位、五感全開,發現現場與受訪者的細小線索,進而延伸詢問出更多的田野資訊,這都是藝術家要進行線上田野的挑戰與課題。若論參與式表演,在原先藝術家與參與者之間許多的細密互動、眼神交換、彼此「讀空氣」的現場氛圍,以及隨之而來的親密、尷尬、流動感、不確定性,都在肉身被限制、隔離,而僅能透過視訊鏡頭交流時,顯得異常窒礙難行且稀薄。當臨時性的社群難以成立,藝術的社會實踐原先所期待的公共性意涵,也就無可避免在重重鏡頭與視窗下變得薄弱。

本文便試圖以兩個作品:張剛華的《洗頭》與複象公場的《四季》,來勾勒我所觀察到參與式展演因疫情衝擊而在創作上面臨到的危機,以及當藝術家與社區(community)真實面臨到異議發生時所產生的倫理拉扯。當然,要由此回答「參與」、「公共」等大命題,究竟在(後)疫情時代意味著什麼,或許此刻都還言之過早,本文也僅能作為一個特殊時刻的註記,標誌在此重大轉折的時刻,將藝術作為社會實踐的創作者們,是如何面臨創作媒介與載體的轉換,以及疫情時代下諸多的變動,和當中產生的創作難題。





【註1】Oliver Marchart, 2019, Conflictual Aesthetics: Artistic Activ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Sternberg Press.

【註2】Peter Eckersall,Bertie Ferdman, eds., 2021, Curating Dramaturgies: How Dramaturgy and Curating are Intersec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Arts. Routledge.

【註3】郭亮廷,2017,〈作者的神話與作品的政治評「社交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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