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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取代想像,囚禁認同:《百年之囚》

汪俊彥 | 發表時間:2022/02/27 17:19 | 最後修訂時間:2022/03/18 15:55

評論的展演: 2021新點子實驗場 周翊誠《百年之囚》

「沉浸」成為當代最熱門的方法與路徑,某種暗示著或是無距離的主客體劃分、或是弱抗拒地接受、或是更自然、自在地認識學習,諸如:沉浸式餐廳、沉浸式劇場、沉浸式語言與教學、沉浸式遊戲與體驗(包含VR、AR等),甚至還有沉浸式簡報。沉浸式似乎作為一種可以任意選擇的表現形式,只要將原先預期的內容安裝上沉浸式,就預期產生更有功效,或者更具溝通力,或者更屬「當代」、更深入「我們」(同時也是消費者/學習者/使用者)的成果。當「沉浸」作為方法、也僅僅只被視為方法時,它也同時成為某種通用的概念,換句話說,沒有不能沉浸的項目,端看能不能運用沉浸。但如果美學本身也是歷史的,舞台上如何展演、演員如何說話、情節如何結構,在劇場歷史上不斷推陳出新,希臘悲劇如何說怎樣唱、莎劇如何演、崑曲京劇如何鋪排,都牽動著當時劇場觀眾與經驗;那沉浸式也或許不該通用的,而是特定的。我的想法是,並不是任何的內容與想法安插了沉浸式,使得內容本身更為有效;而是沉浸式本身主導了內容,內容也因沉浸而被置換了。

周翊誠編導的《百年之囚》直接讓觀眾參與者(participant-spectator)成為表演的角色,離開、放棄或拒絕成為參與者的本身,也就明白中斷了所謂的演出。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場表演(show),觀眾無法僅僅以視覺或聽覺,透過想像建立與演出的認同關係;而是一張以觀眾身體部署演出的合約,演前一再囑咐的提醒,不僅僅是節目叮嚀,毋寧更是合同簽署。演出過程中,觀眾參與者的身體亦步亦趨緊靠/銬著演員執行者/行動代理人(acting-agent),主導行動,也同時分擔了選擇與判斷。身為觀眾參與者的我,只需要被安排在已預先裝置的情節與歷史情境中,適切地扮演沒有其他選擇的受害者與犧牲者角色,以完成合約。在這個劇場中,肉體的經驗,指的尤其是觸覺,首先遮蔽了視覺、透過耳機管理了聽覺,取代了以往劇場演出成立所核心仰賴的視、聽覺想像。即便在再寫實的劇場裡,觀眾基本上依賴當下的所見所聞,形成與演員扮演角色的認同關係,透過這一層認同關係想像劇情中的故事、歷史與狀態。在歷史上,這種想像同樣產生極強大的情動能量,無論從歐洲現代(小)劇場的發軔到今日幾乎被輕易視為無一可取的反共抗俄劇(或樣板戲),在當時的劇場裡,都未必不是充滿著情感的流竄。但在合同裡,觀眾參與者自願以身體交換演出的時候,長期支持劇場藝術的想像與因之產生的「開放的」情動,反倒在無需想像的體驗與角色設定中,只剩下對已製作好的公版教科書(無論這套教科書如何多元、如何廣納差異)照表抄課。

《百年之囚》劇照_黑眼睛跨劇團提供_攝影_林育全 (2)《百年之囚》劇照        攝影|林育全        圖片提供|黑眼睛跨劇團

《百年之囚》根本地觸及了沉浸式劇場的邊界,當我們僅僅認為某種純粹作為形式的沉浸,幫助我們更達成劇場的交流與溝通時;實際上,觀眾參與者已經交換了想像的自由。或者弔詭地說,對我而言,想像才是最大的沉浸,體驗則是被取消距離的疏離。這一整套以沉浸為名的臺灣歷史與權力的體驗,反倒暴露了演出情節的連續性使得本身的敘事成為最大的權力。本來想要反抗與反省的權力機制,反倒成為了演出本身的「權力」彰顯。權力未必是連續性的,每一個歷史事件的本身背後都有不同的物質條件,無法快速而單純化約為壓迫者與受害者;每一個受害的對象也不會是今天的「我們/台灣人」,而是各種不同差異的受體。這些事件無法被同樣擺在同一道牆上述說,也無法放在同一張信紙,以同一工整的筆跡重寫,如同演出最後一間房間,觀眾參與者得以用視覺回應演出的時候。 

受體有沒有回應的機會?在演出中顯然是沒有,那個與你綁在一起的演員,決定也操控著對權力的認識,也就是敘事本身,代表的不是「你的經驗」,也不是「你的意志或複像」。那些被強迫放下,強迫操作只能做某些動作,而任何回應注定在演出中成為失效的時刻,也是權力整體化的形塑。但批判地思考,在種種時刻,或許都有程度不一的回應機會,或許是多增加五秒的生命(所以不會是耳機裡的聲音程式),或許是留下隻字片語(如同安妮的日記),或許是偷渡辛德勒的名單,或許是一點流露出的不捨與同情,或許是交換感情。但在這次演出中,種種都被(已被敘事化)一種通盤的政治與歷史權力預先排除了。

我所能想像的對於權力認識的最大差別是,那些面對當時權力的人會死,但在當下劇場簽署體驗合同的觀眾參與者不會。當觀眾參與者化約為被壓迫者的「台灣人」,在這裡的概念,就只能是一個被壓迫的永恆狀態,而不能是任何歷史不同權力情境的回應者或挑戰者。原意在於凸顯某種權力壓迫的殘酷,卻在權力整體化的操作與激情中,錯失了對於權力細緻分析的機會。更進一步地說,當各種壓迫的歷史,只化約為同質的受害者體驗時,我們將因而喪失對於權力施加時的判斷與分析,也進而失去對於當時權力的批判。當一場意在對於權力提出極為敏銳而敏感認識的演出,以沉浸引領體驗權力,創作者意欲挑戰權力的初衷,卻在取消想像之後,也接受了、撤守了對權力及其種種化身與樣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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