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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劊子手和解的問題,《杜蘭朵》

林育世 | 發表時間:2019/04/30 17:52 | 最後修訂時間:2019/05/10 16:09

評論的展演: 2019 衛武營-普契尼歌劇《杜蘭朵》

圖版提供|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時間:2019/04/05 19:30 

地點: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歌劇院

 

五年內進劇院看了兩次黎煥雄執導的作品,2015年的《星光劇院》,2019年的《杜蘭朵》,都恰巧看到黎煥雄試圖在對某一段特定的歷史分期進行回顧,或者說他正在「打包」某段歷史。從他親自在國家戲劇院為《星光劇院》一劇所做的導聆中特別有感而發,在卅年的時間軸裡,他從一個挑戰體制的小劇場運動中的一員到2015年的當時以國家劇院上檔大戲的作者之間的巨大身份轉換之間,以及與國家劇院這個代表國家體制意涵的空間耐人尋味的對應關係,我覺得這個私密體的註腳,比頃刻後場內即將上演的《星光劇院》一作中所鋪衍出的綿密瑰麗文本更能破題為何黎要做「這樣的」劇場,為何要做一個「劇場人」?

如果作為黎煥雄卅年劇場生涯的自傳體的《星》劇中有著迷離不清,意義不明,「過度浪漫化(romanticize)劇場人生而導致抽離真實」(劇評人陳正熙語)等等特殊質地,或許黎煥雄在這樣的回顧書寫中本來就沒有聚焦寫實任何物件、史實的意圖,但最真實的反而是我們人與龐大生活體驗之間不可勝數的「說不清」與不完足(inadéquat)。我想像更精確地觀看黎的意圖,以下的描述可能更貼切:並非身為一個劇場人,所以他才刻意帶著那樣的文體腔調說事、看世界;而應該說是因為對觀看與體驗世界的趨向與焦慮,讓他持續不斷地進行「這樣的」劇場實踐,而他也認為這樣的過程本身以及進而去對該過程進行劇場書寫是有意義的。

相較於《星光劇院》的黎氏劇場「內歷史」側的書寫,黎煥雄在歌劇《杜蘭朵》中有平行的歷史書寫動機,但卻採取一種外向的政治與社會書寫的姿態。從一開場就置入的鎮暴警察使用強力水柱驅散抗議學生的2014年台北太陽花學運的紀錄影像,到香港「佔中行動」中出現的群眾所持的雨傘等,均在黎版的《杜蘭朵》中成為群眾的標誌性圖像,也為九十年前問世的普契尼《杜蘭朵》文本進行了新的詮讀,企圖得到一個新的結構。黎煥雄的河左岸與自己投身的小劇場運動約與上一個推動台灣時代重大變遷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均同處1980年代後期,但明確套用2014年港、台兩地先後發生的年輕世代的抗爭運動圖像在《杜蘭朵》情節文本的群眾身上,當然不是在影射或勾聯紫禁城牆下站滿的民眾屬於自發性地爭取權利或自由的人民運動,這些在紫禁城高牆下麕集的民眾可能還更多是來看熱鬧的嗜血八卦鄉民。但就像小劇場運動卅年的劇場書寫意識一樣,劇場人真正感興趣的是其中的身體與權力關係:從《杜蘭朵》到台北,乃至到香港,這些在不同虛構或真實文本中可能有數百年歷史時間跨距的民眾,頂頭面對的是同一對象,你可以說是當權者(authority),可以說是獨裁政權(dictatorship),可以說是暴君(tyranny/tyrant),但真正同時出現在這些不同場景中唯一共同的隱語,應該就是中國(China)。

圖版提供|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文初提到《杜蘭朵》一劇也讓人閱讀到黎氏試圖在對某一個歷史主題進行回顧與「打包」,他自己在官網的說法是要處理「中國崛起」的議題,他說:「中國崛起(the rise of China),你如何面對?杜蘭朵出題之前,她先把歷史的舊帳羅列出來了,那些可不是歡樂光榮的過往,裏頭有恐懼、侵略與凌辱--如中國本身的記憶。」但如果對照前段所述劇中使用太陽花學運與佔中運動等現成群眾圖像的方式,這個所謂向西方訴求「中國崛起」的官方版本的本事,令人覺得嚴重地圖文不符,但如果回到黎氏為我們埋進的其他的閱讀線索,反而能找到另一個詮釋的蹊徑,讓這個作品有更符合當世的意義。

就算在普契尼的古典文本中,杜蘭朵公主都是一個不折不扣殺人無算的冷血劊子手,所謂答不出她的謎題就獲遭死罪的乖戾作法,在古今中外任何專制獨裁的政權中,都是屬於極端不具正當性的統治手段,真正以這樣手法殘殺人民的政權或暴君除了見諸如一千零一夜等故事之外,在人類已知的成文歷史上也均屬罕見。表面上這個獨裁者(杜蘭朵公主)提問的是考驗答題人智慧的謎題,但令人不寒而慄的卻是這位公主視生命如草芥的冷血與殘酷。如果對照中國曾連續對蔡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與翌年的元旦文告均發出所謂「沒有答好關於兩岸的歷史問卷」的打評式警語,並宣稱因為如此,兩岸會有「天崩地裂」或者「地動山搖」的後果云云,那麼著實令人不禁凜然於劇場作為政治寓言的超巨大可能性。

《杜蘭朵》原始文本中另一個令人費解之謎,就是帖木兒之子卡拉富對杜蘭朵公主的癡心妄想,究竟何解?不但罔顧自己的性命,甚至過程中犧牲了自己忠僕柳兒的性命,亦未嘗動搖他要向殺人如麻的杜蘭朵公主求婚的意志。雖然最後他終於以突如其來的一吻換得不死的結局,但不禁讓人要問,費盡巨大心力,付出慘痛代價,仍要撲向杜蘭朵公主這一位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與她結親,所圖為何?在這裡,我毋寧相信「中國崛起」在《杜蘭朵》的黎氏版本中仍是本劇的核心概念,但卻可能應該透過有如鏡中的相反圖像來解讀。破落戶卡拉富契求的萬萬不可能是與劊子手之間的愛情,他押上身家性命所豪賭的標的,是一門一本萬利的政治聯姻。而他甚至沒有不進行這場豪賭的空間,因為自己的小國已經破碎到無立足維生之地。「中國崛起」的本質,是否可能透過本劇,想像為對某種邪惡的磁吸的比喻,讓各弱小勢力必須沒有選擇地如飛蛾撲火,雖然結果可能是死,但不撲火的飛蛾也無生路。

圖版提供|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問世於1926年的《杜蘭朵》,九十餘年來,觀者無不在優美的音樂以及精彩的演出中如癡如醉地欣賞這一齣普契尼的傳世傑作。但黎煥雄不忘記在劇中安插了一位穿梭全劇場景,卻又如旁觀者般的白衣少女,黎要藉著她的「當代」身體與視角告訴觀眾:在這裡,我們要用當世的角度,重看《杜蘭朵》!黎氏的新詮,是否有企圖用九十年前的老文本對照近卅年尤其是近十年來的我們置身在其中的歷史場景,著實頗令人尋思不已。就算黎煥雄是藉著老情節,給我們說了一個新故事,我想這個新故事,第一,講的就是我們自己,不是什麼向西方訴求;第二,就是大家知道的那樣;第三,黎煥雄幫這個故事出了第四個謎題,如果我們不論是基於什麼動機去答對前三題而有幸跟劊子手和解了,不用賠上生命了,那麼,和解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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