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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的雲朵」中的生命向度—李俊陽的「妙」與「廟」

郭昭蘭 | 發表時間:2014/12/31 17:51 | 最後修訂時間:2015/01/07 16:27

評論的展演: 未明的雲朵:一城七街

木刻戲偶、水墨、書法、彩墨、甚至聲音演出、行動藝術,藝術家李俊陽當然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作品產出,甚至是跨越各種媒材的新鮮嘗試;不過,當李俊陽其人以及其作品,被放在一個關於「現代城市與現代建築」的展覽脈絡中,這個以反思現代性作為其命題的展覽,便從「硬體提案」、「造型象徵」、「視覺美學」的美學命題,轉向成為一個攸關生命整體的「生命提案」。

 

這裡之所以想要強調反思都市生活的「生命提案」,並不是因為生命的本身應該被設計,而是想要突顯,生命在現代都市生活中如何被設計了,以及那些設計過後,被遺失了的生命向度,如何在夾縫之中,重新復燃。事實上,在「未明的雲朵」展覽中,有關李俊陽的人生故事與生命情境,我們是無法直接觀看,而只能加以揣測與想像--正是因為這一段從美學形式到生命情境之間的距離,把有關城市生活與現代建築的議程,從「烏托邦的外觀」轉向了「生命如何烏托邦」。

 

 

 

搭建在北美館展場中的「妙」,迴避呈現為一種生活的整體意象,而是以創作者搭建的構造體,作為它(生活的整體意象)的索引。取名為「妙」與「廟」同音,使它具有傳統「廟宇」在精神構造與場所位址上的暗示。這一間由藝術家以無數個木製雕刻頭像與水墨速寫所構建出的空間裝置,因此更像是經過藝術家行為施展的科儀(道場中的法事)場所;用李俊陽的話語來說,「這與結婚典禮之『禮』、周公治禮作樂的『禮』相同,具有行為宜止以及儀式的意味」。是的,李俊陽在這裡引用「禮」來說明他的「妙」,無意強調「禮」來自封建傳統中對個體自由的框限,反倒是試圖引出它的「儀式性」;既然是儀式性,也就是一種透過行為施作(perform)的重複而不斷加以確認的人與人的(精神的、倫理的、人際的、公共的),人與物(法器的),抑或是人與神(宇宙的、哲學的)之關係。

 

 

在我眼中,李俊陽的藝術是無法被孤立起來看待的:既不能只分析他的線條色彩而忘記他塞滿各種舊貨收藏與木雕偶像的家,在台中市是與七期重劃區「風水」上完全背道而馳的未改建眷村平房;也不能只評價他帶有民俗感的圖像與傳統布袋戲的圖像關聯,而忘記其實他與人對談時多麼在意「神性」的保持;根據俊陽的說法,「對談時太強調理論,『神性』就沒了,因此算命、測字作為人際對話的方法不是沒有道理的。」當然,這裡的神性與其說是上帝已死中的上帝,還不如說是在神明未被「文明」施以「非理性」之箭予以斷根之前,人際間性靈溝通的本性。因此,那些不段重複擴張、繁殖的作品以及生產出它們的遺世居所,總是不斷提醒著與藝術家的日常狀態緊緊相繫的生命過程。

 

我們當然可以說,李俊陽的藝術人生複合體,也不過就是現代版本的竹林七賢; 同時我們明知,現代竹林七賢與波希米亞的格調早已成了城市在自我調適過程中,為了調和它的重複與機械性時,一帖來自自然主義的可銷售處方。它表現成一種服裝潮流民俗風、週末的帳篷與休旅車之旅、或者是「來去鄉下住兩天」;甚至更多可複製的李俊陽人生,等著進入下一個城市規劃提案。這些都是展覽丟給我們的問題,的確在陳述中,我們都冒著這樣的風險。但是,正是在反思現代城市與現代建築為命題的策展脈絡下,一城七街所交叉出來的反思版圖,將這裡攸關生命的尺度給拉大了。

 

回到現代城市這裡,問題似乎是,我們還需要下一個城市計劃嗎?城市本身其實是悖論的。城市的誕生本身以未來計劃的形式出現,城市是取代了幻象的象徵物。它取代了神明,以致需要以更為密集的人造計劃來代謝前一個失落的幻象。過去從鄉村到城市的移動軌跡,協助定義了何謂人類歷史的進程,強化了城市與文明之間的辯證性;城市的重複性,則恰恰好表現在他的烏托邦性格與未來性上:「城市允許所有事物被破壞或夷為平地,只因為人們為了未來的發展,毫不厭倦且努力地為接下來可預知的事清出一片空間。而未來的到臨卻一次又一次不斷地被阻礙延遲,因為城市過去建設的構造無法完全被移除,因此現階段的準備工作永遠不可能完成。如果說真的有任何東西可以永久存在於我們的城市裡面的話,它終究只能存在於永無止境的準備階段中,持續準備著建造某個承諾永久的建設;那是一個持續延遲落後的最終方案,沒完沒了的修正、無止境的維修,以及不斷在適應新條件的零星調整。」[1]

 

如此,城市的建造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承諾,以「重劃」之名,城市在空間地理學上施作動土,但在精神地理學上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設計、排除、推擠、壓縮、重新洗牌。在城市尚未誕生之前,「廟」作為靈魂的媒介,精神對話的場所,已經暗示對階段性歷史進程的不信任。如今,一個包裝在城市計劃中的「廟」不會是這裡的解藥;相反的,是「廟」被排除在現代城市計劃中,所遺失了的靈魂關係需要被召喚--倫理、人際、哲學的城市動態關係空間學。

 

城市如何訂製生命?如果現代城市空間已經向我們拋出他的矛盾與侷限,回返現代之外,我們究竟還有多少選擇?下一個城市規劃又將是如何再度以「偶像破壞」(iconoclasm)之名,推倒既有,承諾未來? 藝術創作施為在生命中的重複性,在李俊陽這裡,提示一種隸屬於儀式性的重復,這個跨距是從個人生命到精神構造之間的跨距。以致,真正的城市烏托邦,是否正是意味:必須從拋售未來的現代化烏托邦方案中退出,從贖回城市之前的「廟」所遺失的生命向度開始。

 

 

 

 

 

 

 

 

 

 

 

 

 

 

 



[1] Boris Groys: Art Power, MIT, New York ,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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