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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之謎」與「交流之謎」

郭昭蘭

數位藝術中心 

 (圖ㄧ Duto 與張永達的合作演出,數位藝術中心)

 

 最近,前進東南亞的藝術實踐路線,起始於自我發動歷時兩年跨國交往,交出漂亮成績單的「理解的尺度:台泰當代藝術交流計劃」,而此刻正於福利社展出的「微光/真實 越南」,其展覽形式作為支持交流之片面,許多跨越之「進」與「境」尚未能以展場作品與展間加以代言。另一個歷時一個月的《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穿(景)》計劃,同樣持南進路線,並受惠於文化部的翡翠計劃; 計劃邀請了來自馬來西亞的Fairuz與印尼藝術家Duto來台駐地一個月,分別與台灣藝術家張永達、黃鐘瑩進行合作創作。[1]330前夕,兩組藝術家在DAC數位藝術中心發表共同創作成果。

 

以國家代表城市為單元的交流計劃,《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穿(景)》刻意以一位外國藝術家搭配一位在地藝術家的方式,展現跨國合作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但是這種框架在彼此合作過程中,大多突顯為友誼式的無目的性交流,在Duto 與張永達這組表演當中,跨國組合要不是刻意忽略差異可能的價值,就是凸顯了跨國交流形式聊備一格。經過一個月的交流,兩人以台灣師範大學音樂檔案庫中的崑曲、歌仔戲、等聲音檔案作為素材,分別以彼此擅長的工具(Duto的磁性盤帶與張永達的數位程式)加以重製、合成,共同即興演出。儘管Duto的類比式器材被聚焦刻意放大投影在背後的螢幕上(圖一),藝術家的手動變速、換卡夾、捲磁帶等動作也都清晰可見,不過作為現場的聽眾,我們一方面無法區分數位(張永達)與類比(Duto)聲音上的差異,也終究對於聲音的生成途徑毫無所悉,這種「生產之謎」最終要不是以「印尼」+「台灣」的跨國代碼給取代,就是以存在於兩人私密的個別經驗,即「交流之謎」加以收割。如果這是策展計劃所預設的組合,也是藝術家刻意對表演形式所做的選擇,那麼觀眾在現場的投入就勢必証成為某種音效奇觀的接收者。如果是這樣,作為觀眾的我們,似乎也可以繼續追問:「這是奇觀的極大化了嗎」?

 

相較於Duto與張永達在音效與遮蔽技術所顯現的「琴瑟和鳴」與「無懈可擊」,馬來西亞的Fairuz與黃鐘瑩的合作表演,則是刻意以鬆散的方式揭示影像與聲音的生產過程、素材來源,以及兩人在跨越國境過程所遭遇的調適、磨合與種種插曲。Fairuz提供表演中的影像,黃鐘瑩作的是聲音;兩人分別選擇L形空間中的一個牆面,各自佔據角落,以「保持距離」的方式,各自經營事先備好的素材與設備。聲音的部分,黃鐘瑩剪輯來自家人關於澳洲台勞問題的閒聊、幼稚園的幼童師生對答等日常錄音,有種把聲音連結到某種特定實況與情境的意味。在空間安排上,Fairuz蹲坐在台階下,手提電腦的螢幕與前方L型的投影牆面的平行位置,已經說明觀眾將同時觀賞藝術家編制影像的過程、投影出的影像、以及藝術家閒散灑脫的工作身影。根據Fairuz的說法,投影之影像素材主軸是他此次來台的印象,藝術家輕鬆地以「繪圖板」現場即時改造影像,並即時投影於L形的兩面牆上,有時也利用手持的DV相機,拍攝電腦旁邊的電視螢幕,讓video feedback的結果有「幻影的幻影」的效果。

 

由於這次跨國聯合演出的時間點正好是 330「反服貿」大遊行的前夕329;可以想像,當黃鐘瑩在現場放出林強的「向前走」,以及Fairuz的畫面正好出現「圓仔」的時候,有心的觀眾會如何地反應; 這組藝術家在作品形式上保留的「粗」、「聲」、「野」、「位」,意外地,給觀眾足夠寬敞空間自行解讀,也以某種非政治正確的方式,將330前後台灣學生運動的社會氛圍收納了進來。

 

表演後的座談中,Fairuz與黃鐘瑩分享合作過程中,兩人如何交換着同為80年代後藝術家,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卻同樣經歷著林強歌曲中「從鄉村到城市」的移動過程。這些或許是任何開放性交流不可預期的火花,但是就從Fairuz最後一幕在紙上寫中文字的畫面(圖二),我們不免還是感到「翻譯的不可能」(Lost in Translation):一個一個明明白白的中文字例如「介」與「中」先是被Fairuz像是畫圖一樣「畫」在紙上,接著又持續以不相干的連線將每個中文字串接成一個不具字面意義的「圖」。

 

相較於Duto與張永達強調「把聽不懂的語言當做沒有意義的聲音,並從中領會其音樂性」[2],Fairuz與黃鐘瑩的合作中,似乎更在意跨越藝術的、人與人的、地理上的差異,並把「跨」的行動當作創作實驗的開端。

 

《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穿(景)》策展架構所假定亞洲四城市的差異,難免在預設的配對邏輯中,自我消解,如果展覽是一個試圖創造差異可見性的場所,那麼策展計劃如何對文化中已知差異進行超越,似乎是類似的交流計劃可以再思考的方向。計劃性的配對組合,通常假定配對的對象具有等值的發言權,而基於保障創作自由的極大化所採取的無目的性交流,則犧牲了策展得以在既有的差異與跨國實踐上提出觀點的機會; 除非單純放眼於未來的密切合作,而把眼前的相遇當作是個過程,否則以假設性中立的立場進行跨國的交流策展計劃,掉入了加速抹除差異,假定均值化的陷阱,就很可惜了。

 

數位藝術中心

 (圖二  Fairuz與黃鐘瑩的合作演出,數位藝術中心 )  

 

 

 

 

 

 

 

 

 

 

 

 

 

 

 

 

 

 

 



[1] 另一位訪台藝術家是來自菲律賓的Mannet,他與李柏廷的共同創作,於3月28日的立方空間《Project Glocal亞洲城市串流:穿(景)》第二場 駐村成果發表。

[2] Duto在會後座談中對於筆者提問:「何以選擇師範大學有關崑曲、歌仔戲等聲音檔案?是否俱有特定意圖?」時,表示「此聲音檔案的取得是一種因緣下隨機的選擇…我傾向把聽不懂的語言當做沒有意義的聲音,並從中領會其音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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