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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演著被許哲瑜畫下來的故事:關於許哲瑜的《致信黃國峻》

簡子傑 | 發表時間:2015/10/31 23:56 | 最後修訂時間:2015/11/05 15:17

評論的展演: 麥克風試音—許哲瑜個展


在《致信黃國峻》中,許哲瑜也安插了大量私領域情節,但這些重演的記憶卻成為故事。

許哲瑜在北美館地下室的個展「麥克風試音」中,一如往常的展出了他以漫畫風格覆蓋被攝者的影像作品《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以下簡稱《致信黃國峻》),在這個片長25分鐘的影像中,除了幾位常出現在他作品中的友人依序現身,也多了一位撰寫劇本並負責旁白的陳琬尹,陳琬尹以其磁性且低調的聲音,不僅細細地勾勒出《致信黃國峻》各個人物間包含爺爺自殺、情侶背叛等私密情節,也坦承了她並不認識片中許哲瑜的三位友人,並且,以維持著敘事者的主觀姿態,陳琬尹在影片的開頭便引述了一段青年作家黃國峻一篇以母親為讀者的書信體散文,它有著書信般的私密口吻,但這封信也隨著黃國峻因自殺過世,在網路世界一度廣為流傳。

但他人的死亡如何成為藝術家的創作來源?黃國峻又怎麼和許哲瑜的創作沾上邊?近幾年來以新聞事件為題材的當代藝術創作並不少見,例如幾個月前蘇匯宇在海馬迴光畫館展出的《虐犬》,唯美一如巴洛克時代油畫的影像質地將同志性愛導致的意外死亡與棄屍捲入了藝術家關注媒體的創作脈絡中,而如果該事件在藝術史中還擁有相當的重要性,例如王俊傑對杜象男扮女裝的賽拉薇(Rrose Sélavy)形象的再詮釋,就形成了更值得探究的互文性——這種互文性總是形成了套層結構般的意義網絡,但被引述的事件也在意義無止盡的延異中流變為其他的東西,然而,如同許哲瑜這般將其作為公共形象的藝術家身份與私領域關係也帶入事件的,則是較少見的例子。

一個較表層的解讀可能是,黃國峻寫給母親並談及自殺的與真實的死亡事件形成了一種極為吸引藝術家的關係模組,在死亡之前的信如同預言卻也彷彿遺書——黃國峻的文壇友人袁哲生,當時也曾為文紀念黃國峻,卻在一年之後也選擇自殺,更強化了在信與死亡事件間互相流動的潛在性;再者,當青年作家與其父親黃春明的公眾形象更加地導致了死亡事件的媒體曝光,死亡事件竟忽然從原本在現代性空間中僅僅得以被排除在非場所(non-place)的宿命,不單意外地成為眾人的焦點,甚且也取得了一個比死還要更鮮活的可感性。

進而言之,在許哲瑜拍攝其友人所製作的類動畫影片中,就敘事的層面來看,私領域的人際關係交錯雖然突兀,卻也取得了作家自殺事件在媒體的注視下不斷被放大的某種可比性,作為大眾的我們因為黃國峻的死而再次認識黃春明、袁哲生與所謂的文學界——許哲瑜的展名「麥克風試音」卻直接挪用自作家的作品,而一位老是耽溺在與其同性友人袁志傑之間私密情誼的藝術家,當袁志傑本身也擁有藝術家身份,藉著兩位藝術家間的連結,原本在許哲瑜創作中無盡卻也扁平的互文性——在這裡,這種互文性形成了許哲瑜自己的藝術界——忽然取得了死亡的深度,我們如何能夠不為作品與作家背後複雜且幽深的人際網絡所觸動?我們甚至好像有了是死亡開啟了創作、打開了進一步認識藝術家的錯覺

當然,相較於《致信黃國峻》的敘事內容,許哲瑜慣常的以漫畫風格覆蓋被攝者的影像操作,看似有意地將人物扁平化並賦予某種陰暗風格,其實也構成了一種文本內部的互文性,這是影像之於真實人物的互文,也是故事對於生命的互文,但互文背後的基礎卻不是為了豐富某種基於脈絡意識的意義生產,而是某種或許因為怪異的視覺風格所致使的封閉性——在陳琬尹旁白的最末一段中,她直白地表述這一切不過是許哲瑜畫下的故事:「我該如何看待你自死兩個月前,給你媽媽的那一封信?一篇幽默精彩的散文?還是,一個自知將死的預言,或許,自殺是弄真成假的作品吧。總之,這部影片,不過就是許哲瑜拍攝我講述你寫的文字,袁志傑、陳良慧、羅天妤,演著被許哲瑜畫下來的故事」。


袁志傑在影片中揣摩自己外公喝農藥自殺的場景,陳琬尹的旁白則同時提到黃國峻自殺前寫給母親的信,信中表示他不會尋死。

在這則弄真成假的故事中,無論是擷取自新聞事件的人物,或是許哲瑜自己的友人,都變成一個角色,一個在黑白漫畫中被抽空了血肉的指稱,扁平化當然不是意指總是操作袁志傑已成為許哲瑜創作中的老梗,而是這些人物隨著他們進入編寫故事的符號序列,就如同那些出現在新聞報導的死亡悲劇,其實早已經不起進一步的挖掘,他與她與我,為了要在故事中成為某種角色與指稱,就注定了必須拋棄無可替代的真實生命以成為故事中的某種角色功能,某種它,但是在這裡,儘管語言指涉世界的功能已被懸擱,卻並未通向一個類同於布朗修和馬拉美關切的語言存在(l'être du langage),因為無盡的互文性早已淘空了死亡僅存的價值,我們在「麥克風試音」當然讀不到《麥克風試音》,也讀不到任何的逝去生命的厚度,剩下的甚至不是關於誰的故事。

但這是從許哲瑜如何說故事的角度看到的結果,逝去的青年作家一如逝去的戀情,只能以吞噬一切的扁平暨死亡為喻,然而,當陳琬尹將作為旁白者的「我」也置入影片中,在《致信黃國峻》的最後一幕中陳良慧更將鏡頭轉向許哲瑜——原本看似閉鎖的互文性好像有了一個自反性的開口,這是因為,許哲瑜終於也讓自己成為故事中被敘述與描繪的對象,在這個每個角色都有份的蒼白宇宙中,他並沒有賦予自己缺席的權力。

在《致信黃國峻》的末尾,陳良慧將鏡頭轉向許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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