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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或者明天見》:楊景翔的愛情政治

簡子傑 | 發表時間:2015/03/24 11:56 | 最後修訂時間:2015/03/24 18:59

評論的展演: 《明年,或者明天見》

圖版提供|楊景翔演劇團

當原本身份未明的Zoe,在她所闖入的旅館房間中,對由陌生逐漸習慣彼此存在的男性房客Sean喊出:「我叫涂家庭」,Zoe不僅擁有了一個中文名字,在《明年,或者明天見》中,彷彿平行宇宙般出現在同樣房間中的另一對男女涂建國與吳美麗,同時也藉著這個簡單的句子,跨越了兩條原本看似無關的敘事線,涂家庭原來是涂建國的小女兒。

然而,這些隨著情節意義逐漸開展的身份關係,也不單單局限在一場戲的敘事結構內部,《明年,或者明天見》的場景設定在典型的非場所(non-place)——一間位於南部的汽車旅館——雖說地方感的失去不過是典型的現代性空間經驗,但也正是包覆在非場所那無法刨除的疏離感中,主體孤立為單子,對他人的遭遇都帶有一點被侵入的危機意味,非場所注定了將他人的在場預設為在某種觀察距離以外的表演(performance)或姿態,而人們總是在體認到這不過是表演的同時,轉而尋求通往真實的其他路徑,正如同置身水源劇場的我們希望透過觀看所獲得的真實性路徑。

在《明年,或者明天見》中,涂建國與吳美麗間的婚外情,無非也體現了在各自作為表演的婚姻以外尋求的真實性路徑,然而,在交往多年後,當吳美麗問及涂建國的政治傾向時,這種以外的真實性卻宣告著自身的頹圮——當男方帶著父權的口吻回答:「不要把政治帶到家裡」,吳美麗接下來的回應卻點明了彼此作為「以外」的處境,他們經年的戀情不僅無法構成「家」的外在條件,更是一種深藏心裡的「秘密的秘密」,外遇已經是秘密,這段因男主角拒絕坦露政治傾向因而導致失敗的談話真正凸顯的是在尋求真實性的徒勞,作為非場所的旅館房間離現實並沒有多遠,秘密無法保證更真實,當觀眾以笑聲回應吳美麗的秘密的秘密,只是證明了是同樣一套法則的無所不在,而弔詭也在這發生——是政治毫無懸念地決定了戲裡戲外的感受方式,這種感受告訴我們,他們徒勞的追求值得寬慰的笑意。

而在《明年,或者明天見》中的政治,更是特定於台灣的政治,政治議題之所以成為秘密,當然是因為威權時代要求噤聲的暴力法則,儘管外遇情事也預設了某種不能說的緘默法則,畢竟只是私領域的事——但這兩種法在戲中卻宿命地會合並趨向一致,以致在涂建國與吳美麗間,他們的遭遇僅僅是以年為跨幅的一夜假期,菜市場般的姓名唯獨凸顯著他們的普通人身份,他們身處於一個噤聲法則不僅依舊作用並稀釋了任何尋求跨越的個體的現實世界中,他們之間的性與愛纏繞在台灣社會90年代最複雜難解的認同政治中,銘記著喪失而非獲得。

從這個隱含在《明年,或者明天見》的政治維度來看,作為年輕世代的Zoe與Sean固然無須顧慮要求噤聲的暴力法則,卻也讓「我叫涂家庭」像是一則政治聲明,一則不只是為了締結兩段敘事之間情節意義的聲明,她承認的不僅是搖搖欲墜的親子關係,卻也是一段關於喪失的過程,透過認識喪失,最後兩人攜手離開,似乎也預告了與繼承而來的喪失進行和解的可能性——雖然這個偏甜的安排加強了《明年,或者明天見》的愛情濃度,「我叫涂家庭」卻將喪失翻轉為個人命運,並照會了某種社會性集體。

毫無疑問,楊景翔演劇團的《明年,或者明天見》可以說是一齣聰明又好看的「愛情」戲,然而,如果說愛情是一種私領域事件,整齣戲不時穿插的若干用以說明時代背景的聲音,卻在在提醒了這場發端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愛情故事,實則鑲嵌在難以化約的社會性中,例如透過角色對話,我們知道涂建國與吳美麗的先生都曾轉赴中國經商,而那不時播放令我們熟悉又嫌惡的選舉宣傳車廣播聲,都召喚了某種共同體經驗。

老實說,當Zoe喊出「我叫涂家庭」後換幕的短暫黑暗中,我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但觸動我的卻不是兩位年輕人間因為互相理解而閃現的愛情火苗,而是在歷經喪失後力圖和解的個人勇氣。《明年,或者明天見》雖然改編自兩部西方的經典劇本,但就像導演楊景翔在節目手冊上所言,他著力於國外文本的「文化移植」,以致編導這齣戲時顧慮的已非「重現」,而是「重寫」,我在這個重寫的姿態中,看到了《明年,或者明天見》透露著某種亟欲與社會性相連結並保全個人的企圖,楊景翔的「愛情政治」。

 

圖版提供|楊景翔演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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