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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梅花鹿—〈武士與鹿〉裡的臺灣鹿皮貿易

鄭文琦 | 發表時間:2019/06/26 00:50 | 最後修訂時間:2019/07/23 15:57

評論的展演: 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

圖:許家維,〈武士與鹿〉(2019)銀幕截圖;《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北師美術館)

 

鹿因三年間不絕的被捕獲,非常減少,再六年間就不能達到原數,於是從一致的決議,一年間禁止不得掘穴、張網、期土人不會因貪慾的漢人榨取至盡。

—荷屬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城日誌》[1]

 

許家維在北師美術館的最新個展《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展出了他近年於亞洲探討殖民或國族主義的三件錄像作品,並巧妙選擇三種不同動物作為主要考察對象,這些動物分別是〈黑與白—馬來貘〉(2018)的馬來貘、〈黑與白—熊貓〉(2018)的大熊貓(或大貓熊[2])以及〈武士與鹿〉(2019)的鹿。其中,由洪建全文化教育基金會資助的前二件作品,去年曾在簡麗庭在北美館策劃的《跨域讀寫:藝術中的圖書生態學》展中以「黑與白」系列之名首次發表,也各自挪用日本傳統藝能的漫才(〈黑與白—熊貓〉)和新加坡動物園的導覽(〈黑與白—馬來貘〉)的敘事體。這二種不同的「語言」本身即內含「科學」或「表演」的框架或圖式,文本也反映原產於東方的特定物種(species)在被殖民者或傳教士於近代史上發現後,演進至嵌入當代大眾文化的特定形象之動態過程。在此前提下,以鹿為主題的全新創作〈武士與鹿〉顯得備受期待。

 

(動物)歷史

圖:許家維,〈黑與白—馬來貘〉(2018);《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北師美術館)

關於這些以動物為主題的歷史,或許我們可以大膽推測:藉著重新爬梳近代的殖民帝國或強權於亞洲的勢力擴張過程,似乎象徵著他已經從2016年的〈回莫村計劃〉關注在1949年後,國民黨孤軍撤退至泰緬邊境的冷戰時期、或「國共內戰」議題,轉向一條更具普世性的、前國族主義(prenationalist)的歷史敘事,並且在此種新的敘事取向下,將原本看似獨立的事件發展重新脈絡化於「亞洲」的當代圖像裡—於是,沿此種路徑再向前推進的提問將是:「臺灣」在這個新的亞洲圖像裡,又能以何種形象現身?

不過,許家維的作品假如真有「日治」情節的話,最早應該回溯到2008年在基隆造船廠拍攝的〈和平島故事〉,並在2017年個展《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時達至高峰。[3]儘管在這時期,他以造船廠或總督府工業研究所等歷史空間為探索支點,但除了相關時空背景外,還未發展出一以貫之的美學策略或特定歷史視野。例如〈和平島故事〉與〈回莫村計劃〉雖然都著眼於特定個體與集體歷史的關係,從個人「回憶」出發再現歷史的多重趨力,主角像是日治時期的長輩或流落異鄉的情報員,彼此之間並無關聯。在〈飛行器、霜毛蝠、逝者證言〉的即時影像裡,觀眾則看見碎裂、非主體的敘事,帶出日本人對香料、鋯石或丁醇三種物質技術的視野,烘托出殖民現代性的遺產。[4]

圖:許家維,〈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2017),《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

我認為要一直到近年許家維幾次前進日本和東南亞創作後,他的影像才真正脫離「代言人」或見證式的立場,且這樣的轉折點明顯是出現在《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展覽,由作品〈飛行器、霜毛蝠、逝者證言〉首次引入無人機與蝙蝠等非人類視角時—在該展覽中,我們注意到「臺灣」似乎與某些曖昧的集體形象(如前海軍第六燃料廠員工、或〈高砂〉裡的能劇面具)有所牽連。同時四頻道運算影像,也呈現現代性的(戰爭)時間類型與當代技術的交會。

 

視窗

在去年的《跨域讀寫》,「黑與白」系列使用多個同步的敘事鏡框/視窗,或在播放時改變視窗邊界。[5] 在本次展出的〈武士與鹿〉裡,許家維在沿著影像主角口述的時間軸上,同步配置四組均等的視窗而剝削觀眾吸收資訊的慣性。雖然這些影像之間的動力使觀者迷惑,不過本文的主旨並非挖掘這些影像技術,而是針對新作的歷史背景加以補充,端看是否能透過新的意義網絡發現更多意義。

首先,由四組視窗構成的「單頻道」〈武士與鹿〉是以17世紀的貿易體系為切入點、鹿皮的流通為引線,「講述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日本及柬埔寨等東南亞及東亞的海上貿易網,鹿皮的交易串起了武士文化、柬荷大戰與台灣的複雜關係」(創作自述)。四組視窗內容分別為日本武士冑甲文化、湄公河上的運砂石船、柬埔寨動物園的鹿隻豢養,及臺灣近海的水下考古;四者以順時針方向在黑色背景上緩慢輪轉而邊緣重疊。隨著影像輪動,高棉語和日語旁白接替交代出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海上貿易網絡,串連臺灣(大員)、日本、柬埔寨等地的場景。

圖:許家維,〈武士與鹿〉展場照(黃宏錡攝);《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北師美術館)

我們用上圖來說明四組視窗的連動。圖中,左上角為許家維拍攝於柬埔寨動物園的影像,右上、右下、左下影像依序為台灣近海水下考古、日本武士冑甲、湄公河砂石船等。而右下和右上、右上和左上、左上和左下的視窗都有部份相交,似乎暗示彼此分離又互相參照的內部邏輯。第一條敘事線始自17世紀時的柬埔寨,提及荷蘭人從臺灣輸出鹿皮與蔗糖以換取日本的白銀,但由於濫捕,臺灣鹿皮產量由盛轉衰,荷屬東印度公司為尋替代來源而在1643年發動柬荷戰爭,遭到烏棟國王反攻,以獨木舟包圍商船而造成重大挫敗。第二條線表示日本在17世紀初從戰國時代進入江戶幕府時代,不再需要打仗的武士形成新興社會階層,使製作冑甲的鹿皮需求激增;而在亞洲擴張的東印度公司貨幣尚未完全流通,遂透過以物易物方式用鹿皮等商品與日本人換取白銀。[6]

從很早開始,鹿皮貿易就是臺灣史研究的重要命題。據中村孝志研究發現1638、1639年臺灣的野生梅花鹿皮輸出達高峰,但1940年代鹿皮大量減產,究其背後原因是荷蘭人在1937年為了追求利潤而引進漢人的新狩獵技術,改變之前平埔族原住民狩獵鹿群的傳統。[7]然而,狩獵技術影響鹿群銳減的重要性一則對外、一則對內。換言之,狩獵技術不只有外來的需求,更涉及內部動力。但要如何釐清「福爾摩沙」這未開化之地的鹿皮交易,與荷蘭殖民、烏棟王朝的關聯性;又該如何理解初具雛形的國際貿易網絡,其中原住民、荷蘭人、漢人族群之間的社會生態形塑—或在這個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新殖民地,鹿群體現怎樣的歷史動力呢?

圖:1644,熱蘭遮城,原收錄於Isaac Commelin約1644年編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起源與發展》一書中(Wikipedia


(歷史)動物

最早關於鹿皮交易與族群關係的考證,是曹永和1951年發表的論文〈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而早在明朝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的張燮《東西洋考》一書「東番考」,就提到淡水、基隆的鹿皮貿易,「當時漢人便是從台灣與『土人』(原住民)交易,將鹿皮運至中國加工後,再銷往亟需獸皮作為武士胄甲的日本。」直到荷蘭人開始與日本、中國商人競爭起臺灣鹿皮貿易,乃至日本1633年頒布鎖國令,荷蘭人才可說是壟斷臺灣的鹿皮輸出。[8]

臺灣原生鹿科有水鹿、梅花鹿、山羌。梅花鹿在1960年代消聲匿跡,但在荷蘭人上岸時到處可見,因為性情溫馴且適應環境,為平埔族社會所仰賴的重要資源,更代表狩獵的傳統文化。「狩獵時代階段的結束,蓋以狩獵有無多寡所決定。狩獵還很豐富的當時,狩獵是原住者們於原始社會經濟重要的生業,而且是很重要的娛樂,呪術的色彩,強烈地影響原始產業,由這看起來,狩獵也是他們很重要的社會行為。」(曹永和)但此種文化的主體卻在外來勢力影響下逐漸變質為商品。從16世紀收購鹿皮的泉漳商人到荷治、清治時期的納貢、罰課與徵餉,族群間的利益衝突隨著往來頻繁愈發不可收拾。平埔族夾在優勢文化之間,也像棲地被破壞的瀕危鹿群,難以維繫原始生活型態,最後煙滅於歷史書寫(historiograpy)長河中。

圖:許家維,〈武士與鹿〉(2019)銀幕截圖;《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北師美術館)

在本文開頭引述的《巴達維亞城日誌》裡,我們不難讀到荷蘭人何以從上位者角度期待「土人」不致受到「貪慾的漢人」誘引而改變狩獵習性。在意識到鹿皮危機後,荷蘭人訂出「一年間禁止不得掘穴、張網」之決議。這讓我們想起《東西洋考》記載東番「人精用鏢、竹棅⋯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群出,則約百許人即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又如學者戴寶村指出平埔族「捕鹿方式不是全年獵殺,也不濫捕,因此可維持鹿群的數量」[9]。只是令人感傷的是,在〈武士與鹿〉的視窗裡,我們已看不到任何一隻臺灣的梅花鹿—而與臺灣鹿皮有關的影像,只有靜靜躺在藍色海底的沈船。

看不見梅花鹿也無妨。許家維也不是歷史作者(historiographer),嚴格來說,串連貿易網絡的也不是「鹿」而是「鹿皮」。然而,當我們從作品循線上溯至「鹿/鹿皮」異化的分歧點時,有沒有可能逆向檢索文本,從物的線索反推它在歷史上的流變原點,進而打撈出更多被異化的記憶?從大航海的「物」到新南向的「網」,技術提供了我們解殖歷史的工具。那麼,銜接〈黑與白—馬來貘〉[10] 與〈武士與鹿〉的「荷屬東印度公司」,會不會開啟另一扇通往他/它者歷史門戶的鑰匙?也許,藝術家的歷史解鎖任務現在才要開始呢。

圖:許家維,〈黑與白—馬來貘〉(2018);《熊貓、鹿、馬來貘與東印度公司》(北師美術館)

 

註釋:

1. 村上直次郎譯,《抄譯バタビヤ城日誌》中卷,p19(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 1640-1641, b1. 116);轉引自曹永和,《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據資料顯示,荷屬東印度公司為了確實掌握殖民地一舉一動,要求各分據點的總督逐日記下殖民地的點滴事情,以日誌形式寄往當時的巴達維亞再轉送荷蘭母國。這些從17世紀初到18世紀末荷屬東印度公司亞洲各據點與總公司的通訊四百年來一直被保存在海牙檔案館裡。其中關於臺灣的《熱蘭遮城日誌》有四大冊,《巴達維亞城日記》也有不少和臺灣有關紀錄,在日治時期學者村上直次郎便已摘譯日文《巴達維亞城日記》。

2. 查「熊貓」與「貓熊」之辯,早期有一說是「貓熊」民初是由左至右書寫,導致由右至左誤讀,但近年學者姚德懷證實為誤。在大英百科全書「小熊貓」條目中,亦有「小熊貓有時稱熊貓(bear cat)或貓熊(cat bear)的情況」。見:https://www.britannica.com/animal/red-panda(2019/6/21擷取)

3. 巧合的是,中研院考古團隊也於2011至2016年間,在據推測為薩爾瓦多城遺址的和平島上發現三具歐洲遺骸與教堂,進而啟發藝術家深究歷史的靈感。見今年自由時報報導:〈揭開荷西之謎 基隆聖薩爾瓦多城、修道院考古再挖掘〉(2019/4/24林欣漢),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68757(2019/6/21擷取)。

4. 參見鄭文琦,〈見未來的廢墟—試評許家維個展《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網址:http://www.heath.tw/nml-article/ruins-of-the-future-review-on-industrial-research-institute-affiliated-to-the-japanese-governor-office/(2019/6/21擷取)

5. 見鄭文琦,〈跨域與超文本:《跨域讀寫 》〉;網址: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cwc/2018081702(2019/6/25擷取)

6. 本文僅簡述作品時空,其中還有17世紀日本鎖國期間只對不傳教的荷蘭人開放交易;且在荷蘭正式獨立之前,與另一海上霸主西班牙便在亞洲激烈交戰。西班牙人於和平島的聖薩爾瓦多城被荷蘭人佔領改為北荷蘭城。而從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台灣輸出鹿皮導致1640年代產量大減,到1642年趕走北臺灣的西班牙人、1643年柬荷戰爭敗走、1648年荷蘭獨立皆與東亞海上活動密不可分。此外,印卡更在7月22日的「藝術對談-許家維x印卡:從當代物聯網,看殖民時代的貿易網絡」提出朱子學流行助長武士階層的說法,和本文一樣都是藉〈武士與鹿〉的網絡開啟詮釋空間。

7. 參見戴寶村,〈與鹿共舞:梅花鹿與原住民 〉,《台灣學通訊》第84期:動物(二之二)。

8. 1638年約輸出15萬張鹿皮至日本,甚至有因船腹限制而無法運出的情形。此後所確立的鹿皮貿易歷經歐洲人、鄭成功勢力與後來統治的清國同樣視鹿皮為重要的貿易商品,尤以輸出往日本為大宗。出口量也由荷治初期的20萬張、末期的3萬張到清治期間的年9000張,直至數量不足而消失在國際鹿皮市場上。見〈讀《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動物與人關係的歷史性探察〉;網址:https://www.lca.org.tw/column/node/3642(2019/6/25擷取)

[9] 轉引自戴寶村,同註7。

[10]〈黑與白—馬來貘〉內容描述馬來貘的發現過程,其中涉及英屬東印度公司與荷屬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競爭殖民勢力。雖然與本文中的「梅花鹿」未有直接關聯;但兩種動物的地方歷史檔案都與殖民勢力淵源頗深,只是因篇幅有限不在此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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