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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鬼丘鬼鏟」的《白色恐怖白色驚懼白色驚悚小說》

陳泰松

評論的展演: 《白色恐怖白色驚懼白色驚悚小說》鬼丘鬼鏟 旃陀羅公社製作

時間:2013/12/28

地點:中山堂光復廳

是什麼類型,不必在意,至於是跨領域與否,若是標籤化的炫技,那也無關緊要,因為問題的根本在於它要製造什麼?

「鬼丘鬼鏟」如兩年前在「活彈藥」展的《海底求生圖艦》,姿態是近乎啞劇的行動,是透過肢體、行動、符號、道具物件與文字告示來鋪陳敘事。只要事前稍事了解,我們其實是不難掌握該團的創作意念,何況根據它的劇目《白色恐怖白色驚懼白色驚悚小說》(以下簡稱《白色恐怖》,跟「旃陀羅公社」合作)便可窺探一二。不過,執行單位設定的觀眾人數過多,多到視線屢屢被擋,有時還被人群阻隔在外,看不到演出者的動作內容與細節,還真的令人惱火--有些觀眾擠不進去,氣餒到索性不看,在現場角落聊起天。這場戲是live art,人演到那裏,觀眾就得跟到那裏,行動必須機敏,會鑽,不然懂得走位,盤據要地,或善於抓住演出者的可能動線。這項缺失理應避免,除非《白色恐怖》是免費觀賞,擠不進去人群看演出便只能怪你自己不夠努力;難道它有一個正當的理由,譬如說,花錢不代表一切,你還得付出行動才能取得好的觀看條件!我覺得這裏有個值得辯論的空間。

首先,是關於適當人數的觀眾,例如2013年9月7日在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的《山地話》(新人新視野劇場,導演陳仕瑛),這齣戲跟《白色恐怖》同樣帶有live art的概念,意圖把觀眾推入事件的見證人,雖然還不夠基進,但比後者更有力地使觀眾成為劇場的組成元素;或許有人會反駁說,《白色恐怖》如同live art,是屬於行動藝術的範疇,不是劇場,但這只會自打嘴巴,重新又掉進畫地自限的類型教義;不過,若說類型在此還有意義,那會是指它們從假定的屬性變成流動的符碼。事實上,《白色恐怖》在每次移位的演出當中,屢屢呈現一種要求觀眾如同觀戲的劇場狀態,引來注視演者行動細節的圍觀,但有些時刻,某處在聚眾演出,同時在某個角落或在人群當中也有其他演者正在活動中,例如躲在梁柱旁窺伺,就以中山堂光復廳的空間規模與眾多人數而言,這個演出情況是屬於敘事的一部份,受侷限的觀者要如何去掌握,更何況前述提到的視線難度?當然,值得辯論的不是展演技術的瑕疵,而是在那裏所呈現的觀劇模式的美學辯證:有時,觀眾進入靜觀的狀態,一種古典式的觀看主位,看著事件的進行,但有時,觀眾更被此劇的live art投入感知事件的強度(intensity)當中[1],置身於現場擬造的感知流量之中。在此,觀眾像是聚集的團塊,雖是被演者驅動,遭到切割,像是隨處移動、散離,然後再聚集就位;這是讓人離開固定位置的觀看,期使對演出事件有身歷其境的感知。就劇目來說,《白色恐怖》要求感知的無非就是白色恐怖的敘事,是國家機器對人身的普遍暴力與恐怖統治,而裝置、道具、聲音、物件與行動本身也能讓人意識到這方面的效力,但問題是:1.只挑現場幾位觀眾給綁起來(用布綑包人身)是過於貧弱的,無法展現宰制的逼迫力,也就是說,為什麼不乾脆把全部的觀眾給都綁起來呢!這是一個量的失調,顯示了過多的觀眾,過少的觀眾牽涉,以至於感知強度若有產生的話,那幾乎是落在演者身上,反而形成演者自身的內部循環。2.若劇碼的敘事體是強調每個段落行動本身的概念,那麼,顯示這些概念組的行動則顯得制式化、語意單薄,或欠缺事件的靈光。3.除非行動的概念化能產生豐富的感知肌理,否則它應走出刻板的命題,去挖掘、開拓、發明、甚至去擬造白色恐怖的可能敘事。

但無論如何,對於這段歷史的追討不因世代的流逝而被遺忘,因為一來它在台灣不曾有轉型正義給予認真對待過,二來是因為黨國暴力在海峽兩岸至今未曾稍歇,甚至操控手段上更為精緻細膩,「鬼丘鬼鏟」的《白色恐怖》在問題意識上是值得肯定的,正如現場中一件道具上寫著prospector(探勘者)。

2014/01/01陳泰松

 

 

攝影陳藝堂  圖版提供│鬼丘鬼鏟



[1]參見Diedrich Diederichsen, 〈People of Intensity, People of Power: The Nietzsche Economy〉,網址:https://www.google.com.tw/#q=people+of+intensity+people+of+power+the+nietzsch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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