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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時刻的清場 -關於《丈夫的一千零一夜》-

陳泰松

評論的展演: 王小棣《丈夫的一千零一夜》

《丈夫的一千零一夜》演出劇照 攝影/楊朝守 圖版提供│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這齣戲發端於一則故事:2008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一位員警奪走某個民眾上街抗議手持的國旗,回家後,員警飽受衝擊,發生精神失序與躁亂,太太忙於雙方族親的登門慰問,敘事逐次浮現這些親人所屬的六個世代,把時間推回到清末黃花崗之役,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偽滿傀儡政權,以及二戰中日戰爭,直至劇末的兩節,一是員警的泰雅族外婆出場,指出於在台漢人對國旗認同引發紛爭的虛妄,插旗又拔旗的荒謬,最後以植物的生長來強調土地是族群共有的生命臍帶,二是霧峰林家林朝棟與父叔兩代戰功與清朝關係。

如果到今天還在談論族群的相互尊重,那無非表示我們的社會停滯不前,不然便是受困於自我在想像層的過時內耗與心理衝突,王小棣的《丈夫的一千零一夜》正是這種情狀的反映,試圖透過劇場來淨化這個縈繞於台灣共同體的歷史陰霾。這裏有兩個佈署,土地與女性,彼此相互支援,是用來化解對立的中和機制。關於前者,是泰雅族外婆訴諸的生態認同,是超越任何國族的記號認同;後者則代表容納異己的女性,是守望男性暴力的永恆處所,而這個暴力不僅表現在國族的記號認同上,而且也在侵凌女性的身體上,顯然是此劇為何叫“丈夫的一千零一夜”的根本理由;例如,丈夫不顧妻子意願而強行性交的一幕。黃宇琳的獨角演出令人喝采,角色扮演精湛到位,肢體細緻,對各種方言操作自如,撐起了整齣戲的精神氣魄,並以女性居中的核心位置進行跨歷史與多重軸線的敘事,也展示了王小棣在劇本敘事時空的企圖心,其宏構的史觀值得再三咀嚼。

先說開場的錄像投影,新聞事件的運用頗為有效,立即把觀眾帶入當今全球政治的現實場景,顯示各國人民抗議政府施政的示威畫面,當中也包括發生在台灣的諸多事件。可惜的是,隨後敘事時空拉回到古時,雅緻舒緩的敘述語調,頓時稀釋了先前時事媒體的衝擊效應,弱化了原本鋪陳有力的影像設施。若說古今的時空對位在於理念辯證,它卻讓人看不到辯證所能產生的現實逼問與影像迫力。這是此劇的根本弱點,因為錄像與話語敘事的關係過於依賴傳統的圖文對照,即使這是前後依序的。所以,整齣戲的敘事體比較像是歷史教本,使影像臣服工具理性化的文字,無法打開被壓抑的他者敘事,挑戰制式化的思想,進而活化我們的未來願景,打開糾結於過往有限時空的宰視與困頓的心靈。譬如說,這齣戲攸關的統獨,想像有某個蔣介石,當初面對中共取得聯合國席次並取得中國代表權的勢不可擋,不僅接受了旁人對“兩個中國”的意見,甚至還大膽宣佈台灣建國,並獨立於中國,那麼在獨裁的黨國體制下,國家認同的統獨如今又如何自處,從中又揭露哪些潛藏在表面口號下的政治經濟學真相。這可不是純想像的虛構,而是藉由虛構去揭示台灣當代人面對強勢中國的卑顏、犬儒與狂譫。其實,王小棣不是沒有這樣的想法,譬如說,劇末突然來了一段京劇,內容講述霧峰林家跟清廷事蹟,暗示台灣與中國的主從關係,像是歷史宿命的輪迴,不可逆轉,尤其影片播出中華郵政變成簡體字樣,預告台灣終將被中國統領的終局。然而,這段京劇並未得到進一步的演繹,把它墊底作結又是可惜之處,有點浪擲黃宇琳唱京劇的看家本領。

回到認同政治的問題,我們不禁要問,藝術能否提出前瞻觀點,或基於對感知世界的敏感,看出問題更為根本的癥結所在,也就是說,發明一條屬於自我立法的解放途徑。不可否認,《丈夫的一千零一夜》所反映的是尚未走出認同政治的幼兒期,以及這種政治所代表的表象或影像操弄,就如同這種邏輯很高段地勾連土地與女性的意識形態,都是我們必須予以擊破的致命迴圈。為何要這講?因為睽諸台灣進入現代世界以來,始終是帝國或強權國家覬覦之地,而法(law)是其施展政軍經力量最具決定性的治理工具,遠的不談,從美國政府頒布的台灣關係法到中國對台制定的反分裂法就是明證。換句話,迫在眉睫的認同政治其實是超越族群層面的,而進入到自我立法的共和時刻,就像此齣劇的英文劇名“Unavoidable Republic”,一個無法規避的共和國階段等著我們迎向前去,去變革迷信的歷史宿命,一方面,超克族群窩內的想像認同,另一方面,去形塑異己共有的自主性與主權依歸的政治性,在此領域裏,藝術理應能給我們許多意想不到的思想準備吧!

陳泰松2013/10/13

《丈夫的一千零一夜》演出劇照 攝影/楊朝守 圖版提供│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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