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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國際評審」

張小虹 | 發表時間:2015/07/03 15:18 | 最後修訂時間:2015/07/03 15:18

        我們為什麼需要「國際評審」?

        放在檯面上的,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國際評審」被認為較具有「宏觀視野」,能將審視目光放在全球的尺度上衡量與比較,能成功跳脫台灣在地觀點的束縛與可能的侷限(好像在地評審就難有國際視野?)。二是「國際評審」被認為較為「公正客觀」,不會受到在地脈絡的牽絆(人脈、權力、利益的糾葛),而能做出更為公平無私的判斷(好像在地評審就難跳脫出人情或利誘?)。至於不在檯面上的理由,大家也心知肚明,遠來的和尚未必都會念經,但遠來的和尚絕對是台灣想像「國際接軌」、擠身「國際舞台」的迫切連結。對評審的組成,我們當然期待能有兼容並蓄、創造開展的「觀點異質性」而非一言堂,但問題出在我們往往就直接把「觀點異質性」簡化為「國際評審」的有無。 

        我從來不反對國際評審制度,也不認為在可見的將來,台灣各大重要獎項會有取消或放棄國際評審的可能,但我們必須要反思的是,那慣常投射在「國際評審」身上的「宏觀」與「客觀」期待,到底有無其合理性?就以我個人的經驗作為討論的出發點。有一年擔任台灣紀錄片的評審,與另位兩名國際評審一起看片、討論並決定出最後獲獎名單。整個過程讓人非常提心吊膽,兩名國際評審都是知名影評人與影展策劃人,在影像的專業判斷上絕對沒有問題,但初步交換意見時,明明一些非常精彩的台灣紀錄片,卻被評為「看不懂,不知道要表達什麼」、「說話太多太快,來不及看英文字幕」(兩位國際評審的母語皆非英文)。這時的「文化差異」直接影響到「美學接收」,太過在地的議題讓國際評審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太快的剪接速度、太多的鏡頭轉換、太長的旁白或對話,也都可能讓國際評審完全跟不上影片的節奏。反過頭來,一些聚焦於單一個人生命經驗、人道關懷或節奏平緩的片子,卻因為容易讓「國際評審」進入狀況,而意外獲得了相對較多的討論機會。

        而與此「文化差異」同時發生的,也包括了台灣本地評審的權力消長。有些國際評審傲慢難溝通,絕不承認有何「文化差異」的斷裂,更將其主觀無限上綱到普世價值,而直接視台灣觀點狹隘或不重要。但也有些國際評審坦言不熟悉台灣歷史與在地脈絡,關鍵時刻完全由本地評審說了算,此過度尊重的結果,反倒也有可能將「文化差異」翻轉成由特定在地評審操控的局面,尤其是涉及到跨領域的問題時,國際評審自己熟悉的領域不容易過關,反倒是國際評審不熟悉的領域容易過關,只要在地評審掛保證,就可以有各種合縱連橫的策略,各樣出乎意料的結果,這些都是我從實戰經驗中得到的心得與感想。

        如此看來,「國際評審」面對「文化差異」,當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有些時候「文化差異」斷裂太大的作品,根本不要妄想得到國際評審的青睞,就算在地評審說破了嘴也沒有用,但有些時候越是不熟悉的跨領域、越是文化門檻要求偏高或在地脈絡更強的作品,反而讓國際評審自廢武功,名存實亡,越看不懂、越不熟悉的,居然有可能越容易過關,只要有在地評審的絕對加持與強力拉票。但更可怕不是國際評審視而不見「文化差異」或對「文化差異」舉白旗投降,而是在「文化差異」處看不到「文化差異」,把同時兼具「全球在地」的特異性,讀成了沒有在地、只有全球的共同趨勢(甚至此趨勢還是宣判為已趨式微的強弩之末)。

        在當前的全球化時代,「文化差異」在感性敏銳度上的絕對要求,不是在不同之處看到不同,在相同之處看到相同,而是學習如何在不同之處看到相同,在相同之處看到不同。例如都是「長鏡頭」美學,但侯孝賢的長鏡頭跟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塔爾(Béla Tarr)的長鏡頭會是一樣的嗎?例如都是「低限主義」,但「歐洲低限主義」與「亞洲低限主義」會是一樣的嗎?或同被歸類於「亞洲低限主義」的蔡明亮與泰國導演阿比查邦(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蔡明亮的「慢」會跟阿比查邦的慢是一樣嗎?例如蔡明亮的劇場創作《玄奘》與義大利劇場導演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劇場創作,都有視覺藝術上的獨特造型,但難道都可以被一起歸類為歐洲身體劇場極限主義的表現方式,而無視於《玄奘》不論就台灣劇場史或全球劇場史而言,都絕對給出獨樹一幟、無出其右的身體-時間實驗嗎?

        美學判斷向來沒有放諸四海的準則,評審合議向來選出來的大獎作品,往往未必是個別評審心中的首選,所有評審制會發生的問題,不論有沒有國際評審,也都還是會發生,也都還是會引起爭議、引發後續討論。但在過度迷信國際評審的台灣,我們還是不可不察「國際評審」做為一個遠大理念與實際操作之間的可能落差,我們無可迴避且必須面對的問題,正是「國際評審」在面對「文化差異」時「可能」的過猶不及、進退失據,甚至視而不見,易被操縱。也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避免在國際評審的身上,投射過多「宏觀」、「客觀」、「公正」的期待,或給予其過多倚重仰賴的決斷位置。

        當然,恐怖的從來不是擔任國際評審的個人,恐怖的向來都是對「國際評審」制度的過高期待與對「文化差異」可能造成關鍵影響的過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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