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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頭、食人,進而現代化──對梁廷毓斷頭河計畫之觀察

Author: 謝宜樺, 2018年12月26日 00時06分

評論的展演: 《番肉考 梁廷毓 個展》

自众藝術外往內望的《番肉考》。圖版 梁廷毓

上個月於桃園众藝術展出的《番肉考》,為藝術家梁廷毓(以下簡稱梁)針對龍潭、關西一帶曾經發生的原客衝突進行調查,以死亡及地形作為創作核心的第二檔展覽(第一檔是今年四月在水谷藝術展出的《山、殺人、斷頭河》),圍繞著客家人吃番肉的事件,由衝突其中一方的後代來回憶、回應歷史。兩檔展覽的影像中,梁以骷髏頭象徵亡者的頭顱──不論是客家人被出草的頭,抑或原住民被竹子刺穿的頭;引入死亡地形概念的〈斷頭河計畫圖冊〉,則在地圖上羅列各種原因的死亡事件。「死亡」在斷頭河計畫中,以各式各樣的方式被舉出,有時是軼聞式的,有時則伴著罪惡的歷史被攤在觀眾面前。不過《番肉考》引起的討論似乎更著重於衝突,關於死亡地形[1]的概念則較少,也許和藝術家這次優先處理族群議題有關。

與上一次展覽不同的是,新作中有個片段以擲筊詢問各個村落的土地公有關出草、吃番肉等歷史。身為無宗教信仰者,我問了藝術家:「你覺得這(擲筊)是演的,還是真的?」他回答:「他們(藝術家的親人)都覺得是真的,只有知識分子才會覺得是演的。」我們當然能將擲筊視為追討真相的隱喻,不過這似乎很快就落入獨尊科學的思維,擲筊的結果不可能被視為正式的研究,因此它僅是一種示意的手段。與一般信眾擲筊稍有不同,藝術家似乎考慮過這些土地公的地理位置和曾經的功用(蓋在隘寮附近的庄廟),才決定向土地公擲筊。



〈番顱考〉影像截圖。圖版 梁廷毓

自食人復仇展開的現代對談

梁從家族情感下切,以祖先遭到殺害的事件為出發點,由不同人物對這件事做出描述或回應。作品〈殺人回憶〉提到,藝術家的家族在修編族譜時,將祖先被出草的紀錄消除了。從創作者的角度或歷史保存的觀點來看,將族譜上記載的事件消去實在令人感到訝異,而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親人被殺害的事實令人難受,且已經過那麼長的時間,沒有重提的必要。

儘管看似某種獵奇研究的展名《番肉考》使用「番」這個敏感字眼,展覽簡介的最後還是放上了「無意冒犯」的說明:「『番』之用詞,為口述人因地域與語言習慣之關係,會使用當時對原住民之慣用蔑稱,在此並無歧視之意。」看完作品並聽完藝術家分享後,確實可以知道他的創作並非如「番肉考」、「番顱考」的字面意義那般消費或侵犯。

關於地方耆老會使用的歧視性字眼,在與談人劉慧真參與的那場座談上,也有一段令筆者稍感驚訝的小故事。劉慧真談到她以前的田野經驗,詢問客家耆老對禁吃番肉的想法時,他說:「『番仔』變成『人』啦!」用客語說出的這句話極具戲劇張力,腦袋裡頓時浮現某個老人的誇張表情。潛台詞大概是:我們再也不能把他們當成「番仔」了。不論是有意或無意地將原住民視為非我族類,這句話的出現似乎是某個轉捩點,彷彿乍看之下無意犯錯的小孩終於被制止,且驚於這個禁令(或早已意識自己的不是)。在梁的田野影像裡頭,這些「小孩」再起,耆老們得到說故事的機會,便大方地回到過去(對他們來說那甚至不是過去),誇張地闡述如何「殺番仔」。

第一場座談中,觀眾東冬侯溫也為其他觀眾補充了原住民的立場。當時現場氛圍並不緊繃,卻讓筆者產生一種莫名的「合理」之感(與部分的負罪感),且這感受稍稍令人不安。由原住民出面與漢人進行溝通,在那個當下是如此理所當然,合乎專業學者應當具備的能力:理性討論,彷彿真的和解了一般。此處並不是在消除歷史共業,而是在說原漢衝突以另一種方式存活下來並且變形了,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姿態被結構所迫地依然存在。也許這並非藝術家想討論的重點,不過從《番肉考》的展覽簡介、展場中的作品乃至座談,都點出政治不正確的行為,及我們對政治不正確如何害怕。

此外,藝術家以各種手法呈現不同的被殺害意象:原住民被客家人殺害、土地公被不明人士殺害(斬首)[2]。此處之所以說「A被B殺害」而非「B殺害A」,乃是由於藝術家在影像裡頭皆以物件來象徵或指出受害者,強調加害的動作,對加害者的描述倒是少有。無論是為了達成某種意境、基於實際操作的考量、意圖降低再現橋段中的情感色彩,影像裡受害者的不停轉換,除了指出由地形召喚的死亡具有某種無理性(如土地公被斬首的神秘事件)之外,似乎也說明人所造成的傷害並不會相互抵銷,而是層層疊加,因此我們無法藉由提出另一種角度的侵害事例,為任何一方「洗白」。
 

〈番顱考〉影像截圖。此時配樂為一段時而低沉時而高亢的女聲清唱,帶著回音的音色淒美又稍顯詭異。圖版 梁廷毓

不斷形變的斷頭河、持續不歇的包圍策略

需花費長時間進行的藝術計畫,總是以各種形式、緩緩包圍出其形貌,最終我們將藝術家的所有行動(包含田野調查和行為紀錄、製成作品、展出等等)視為計畫的整體。那麼,此次展覽中的影像究竟是什麼樣的角色──單純的過程紀錄(行動的衍伸物),或是一支獨立的影像作品?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在〈番肉考〉和〈番顱考〉中,田野調查的影像穿插在虛構的影像之間,貌似將素材與經過轉化的敘事鋪排在一起;兩件作品的調性又十分相似,皆由兩種以上類型的影像穿插而成。資訊錯落,不同影像作品圍繞在客家人被出草、吃番肉的歷史上,逐步將斷頭河計畫拼湊出來,然而單一影像說了什麼及要說什麼,卻有些模糊。若將這些影像視為一個整體,理應有某種對應或相互成就的關係,而不單只是圍繞在同一議題上操作。

從《山、殺人、斷頭河》到《番肉考》,其作品關注的重點貌似從地形移到了人和文化之上,綜觀兩檔展覽,《番肉考》提出更多創作本身與其他領域間的關係,將對話的廣度提升,不過藝術家勢必得決定一條更清晰的路徑以便深入。除了原漢衝突的考據,與藝術家切身相關的家族關係和死亡地形這個概念的推進,都是可能發展的面向。

由家族史出發的叩問,不論流變為何,似乎都如藝術家強調的死亡,終究依附在它所屬的地方。

 


[1] 死亡地形為藝術家於《山、殺人、斷頭河》提出的概念,其大意為某些地形召喚著死亡,死亡依附在地形之上,強調鬼魂從未離開地形。以下節錄自《山、殺人、斷頭河》展覽簡介:「……在斷頭河的遺留地形上,在大河的遺棄之地,坡、崁、坪、坑、坵、山、崠、崎、窩,形構出一個死者的空間、產生了鬼魅感。促成死亡地條件,已經內置於地形之中,等待人們到此地來『喪命』。」

[2] 〈番顱考〉中,藝術家捕捉了幾尊被不明人士離奇地削去頭部的土地公影像,並引用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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