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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筆記簿】頁三:在誠品電影院看楊德昌的《一一》

Author: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陳泰松, 2017年08月29日 14時36分

2017台新好藝電影之夜】

在誠品電影院看楊德昌的《一一》

頁三 | 日期:二〇一七年   八月二十七日

有相當多的影評與論述是圍繞在劇情上的各種探討,此外讀到兩年前過世的年輕學者江凌青寫《一一》的論文,斯人已逝,她的文字餘音令人惆悵。

這部影片在台灣電影的脈絡中是有它的劃時代意義,但就是它的“文藝腔”令人有些不耐,使對話或口白好像是至理名言,是一場又一場的“真理告白”。思想或感情深度的詞藻,是文學,很難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對話裏,況且在電影中,思想理可由影像、配樂或場景設置等元素來執行。換句話,《一一》不脫文學電影,是這種類型電影的遺緒。說遺緒,是因為《一一》還帶著這類電影的痕跡,但如果把它的對話台詞更日常口語化,影像構成與組織便能無礙地釋放出它原本既有的敘事能力了,給出更多的語義空間。無須勞煩文學化、字面式的口白,不用角色人物說道,況且說道,總是存在著另一個能反駁它的道理。這不是說理念無須文字,而是要碎裂文句的修辭,文字(口語)本就存在,但電影是視覺強勢的影像媒介,不去發揮影像的語意功能便可惜了。其實,《一一》有其鏡頭影像或場景設置的構成,深具構圖的形式美,只是不斷被它的“文藝腔”所稀釋,讓這部電影的空間成為這種話語的載體。這是載體的被文藝化,需要除魅,除去口白文藝腔的魅,而劇場的台詞也一樣。

但有一幕值得提出,婷婷跟莉莉在房內交談後,小胖按鈴找後者,後者下樓到路面上(橋下)去跟小胖碰面,場景調度首先是婷婷跟莉莉的共處空間之畫面,如同是提供給觀眾看的觀者鏡頭,切換到婷婷在看的鏡頭觀點;這是影片內部的角色觀點,也是觀眾被縫入角色裏的觀點,畫面是婷婷站在樓陽台往下看著莉莉下樓到路面上跟小胖約會的場景。這個地方,兩人約會的地點,也是日後婷婷跟小胖的約會所在之一,是辛亥路高架橋下、過斑馬線的穿越道,正是婷婷家的大樓大門對面的交通空間。在影片中,這個空間沒讓人講什麼話,或簡單幾句,但寓意深長,是人的行動所帶來的一個靜止畫面;這是畫面式的,可用長鏡頭,也可不是。它的構圖好像是《一一》寓意的宿命,一個帶有批命筆法的圖表:交通圖表。在此,《一一》是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事,是交往的通與不通的故事,藉此小敘事,背後隱隱有個結構在運作:這是楊德昌對人心的、社會的、也是時代的的宏構。

為什麼不是運動而是畫面式的靜態影像更具意涵的威力?因為鏡頭的運動操作在此不被看好,因為它往往是功能性的,是用來交代事件的因果關係;但不是說它應被廢除掉,而是它的運動性應適時被凝結,帶到充滿意蘊的、某種非字面感知的沉思物∕影像。這種以畫面為至高意義的美學並非一種造作,因為它就像我們的記憶狀態,通常會遺忘事情的前因後果,前後經過,只記得某種畫面,其重大意義或印象深刻讓人難以忘懷——也是如電影學者Dominique Païni所說的,我們對電影的記憶總是被某個靜態畫面所縈繞,勝過於一切。這也是為何Chris Marker的電影《堤》(La jetée,1962)是這方面的經典,是由一幅幅的照片所編輯而成的影像敘事。

不過,《一一》被談過的許多命題在此都略過不談,在身處當今的台灣世大運的時事時刻,我只注意洋洋這位小孩騎著玩具車的畫面,上面插著一幅中華民國的國旗。楊德昌受訪曾談到《一一》是“家”的課題,縈繞他許多年,那麼,國家圖騰的讓人瞬間瞥視,不可不說是家∕國的一個刺點。且就以《一一》在它的英文標題上(A One and a Two)的經典說法,是在音樂演奏時我們會喊的預備開始。楊妻,彭鎧立曾說道:沒有Two的含義,「A One and a Two」在音樂演排練時會喊的話,就是Beginning的意思,那麼,中華民國這個國家何去何從,它的未來如何演變,不就是《一一》的一個暗樁!這個暗樁,其實不是由這部電影來回答(它也無意於此),而是依據我們的未來;這是在《一一》之後的未來史,日子是從它開始算起的我們!

 

陳泰松201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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