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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家國之外─原鄉裡的異鄉人》

Author: 高俊宏, 2015年07月02日 12時09分

評論的展演: 《家國之外─原鄉裡的異鄉人》

「異鄉人」的流亡未必只指具體的政治放逐,也是一種精神上不局限於「原鄉」的視角來理解自身與他者的隱喻。這種意識的自我放逐代表了觀看與重新書寫歷史的可能性,異鄉人因流亡而抽離原鄉,透過地理空間的理解、或遊走或駐守,在家國的邊界與社群,對異己、土地與他方,以及那些定義為危險污穢之物、從城市裏排除的他者,建立起雙重視角 (double perspective)的探索歷程。

- 柯念璞

 

    我是以一位參展者的身份來寫這篇文章,某方面來說,這也算是讓自己離開參展、座談的「原鄉」,用另一個「異鄉人」的角度來觀看一個展覽吧。同時,在《家國之外─原鄉裡的異鄉人》展覽中,我亦慢慢意識到策展人對於「民族」、「本土」被各式各樣的力量窺視、化用所產生的不安,開始找尋一個更積極(也許也更容易招致躁進者批評的位置):「異鄉人」,藉以投射出存在於東亞場域裡,無論是新崛起的保守國族主義乃至於左翼思想長期的挫敗、矛盾之中,怎麼樣回到「個人」的立基點,探索我們的去處。

    事實上,如何理解「個人」成為第一個關鍵要素,毫無疑問,藝術場域裡的「個人」不僅是概念,更有著存有學上的意義,緊扣著時代,這種個人存有學跟特異性(singularity)的衍誤有關。換言之,一旦特異性產生了某種集體感(一如初期的諸眾理論),那麼勢必連帶產生的是某種矛盾的「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 )的產生,從科技特異性(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 一直到國族特異性(National singularity )。超智能的意思不僅是勞動專業化,而是各式各樣的勞動力量服膺於某種單一性之中,一如內格里所舉的廣島與奧斯維辛的事件。換言之,對「家」、「國」的疑慮至深之處,恐怕不是我們去翻閱一部資本主義歷史然後很像置身事外的人一樣指指點點,而是說,「家」、「國」,乃至於「原鄉」的構成要件,正是「個人」對上述超智能產生了肯認,甚至迷戀。

    但是我想,「批判」勞動力轉向(或依附於)各式各樣超智能場域,往往太一廂情願淪為「拒斥」之舉,換言之,如果我粗淺的理解沒錯的話,「批判」是一種話語化用的問題,從批判對象提取出新的(哪怕具有攻擊性)的話語。而《家國之外─原鄉裡的異鄉人》裡所涵射的,至少就家、國等巨型主題,過往我所看到藝術場域在操作這塊時,要不就是過渡沉溺於「活在沒有家、國的世界」裡,要不就是急欲操作批判家、國議題(但實際上什麼也沒有「批判」到),而且這個問題可能不限於藝術圈,或許所謂的社運圈一樣存在類似狀況,我想,無論刻意與否,首先、急於動用一種「拒斥型的批評」因而形成的一種展示或者言論,這跟策展人所稱的「(弱者)仿效權力者的觀點」,以及對超智能場域無意識地膜拜,很有關聯。 那麼,我們該從何處啓動「批判」?如果我們有能力的話,我想首先從「展示時刻」暫時逃離出來,先從「勞動」的角度來看。

    這次《家國之外─原鄉裡的異鄉人》參與者之中,特別是居住在東京代代木公園至今十三年的小川哲生(Tetsuo Ogawa)先生應該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關於「個人」,也關於「異鄉人」。過往在藝術場域裡,「勞動力」有什麼好批評的?我以為,這種不需批評的心理立基點,是一種相對於「異鄉人」的「歹命人」。我不太宣稱藝術創作者是「歹命」的,因為若此,那些存在於菜市場之中,時刻被警察騷擾的攤販,或者甚至警察本身都有權利說他是「歹命」的,更何況是住在公園,遭受社會與自然條件雙重壓抑的小川哲生。我想他存在於公園那麼長的世間,並非有一個清晰社會實踐會者宏大的戰略目標,而是用一種甚至帶彌賽亞意味的「醒勞動」、「活勞動」存活著,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是個liberal,但這種liberal又不是安.蘭德(Ayn Rand)強調的樂觀「自私美德」,其甚至對個人主義哲學及政經理論視之為:「民族主義」的解毒劑。毫無疑問,假設「自私美德」能夠普遍成立(透過自由資本主義巨塔構造出一片社會和諧榮景),那只會迫使我們形成一種「批判」:存在於自私美德背後是怎麼樣一種理性? 我以為,這種存在於自私美德背後的理性(或假理性也好),某方面弔詭地支撐了「原鄉主義」,藝術上、行動主義上都是,從「固有思想」的假定中,「攬獲」某種東西。同時,當我們說出、或自認自己是「歹命人」的時候,其邏輯跟「原鄉主義」一致,事實上我們是沒有批判意圖,但實質上卻希望跳過批判,而進行這個或那個的攬獲。

    之所以提到小川不是「原鄉主義」式的liberal(個人),並不是就他一生生活、移動的地域飄忽而定,他的勞動甚且不是某種特異性(singularity )。而更是說,即便看來簡陋與非專業,他的書寫、繪畫,對公園生活的諸多描述,最後好像看似什麼也沒有說,換言之,這種「勞動」表面上、整體來說是沉默,沒有特定目的,但實際上卻是在某種受苦的狀態下進行,或如柯念璞向我補充的,是小川對他「不太會寫小說」的父親曾經寫過的死亡議題的延續。「異鄉人」的真正含義也許在這裡脫離的存在主義式的既定觀點,轉向內格里曾經提及的:「透過彌賽亞,價值被帶回了勞動力之中」。 剛開始念璞希望我談談《家國之外─原鄉裡的異鄉人》一展,但在決定參展的過程中,我兩次帶著策展人、麥巔及小川前往我的小說場景,宜蘭五結鄉的季新村及現仍為管制狀態的新店某監獄,因此對展覽的回憶也包含了這些不太確信自己在幹嘛,只因為一種說不出來的引力所構成的「前往他方」的行動、舉措,事實上我對展覽的想像,隱約中包含了並未實際參與其中的麥巔,當他說「我們哪裡都逃不了」時,我更積極地想像,如果「異鄉人」這種無處可逃的「險境」裡頭未曾包含了某種主動性,如同人類第一次經驗相機閃光燈時的「耀目」。同時,如果不是他們在多半處於悲觀的處境、情緒中仍經由長期努力(自廢)讓自己成為「異鄉人」,如果不是價值的體系在這種長期自廢的彌賽亞式勞動裡被重新凸顯,一如「看見」仍然讓「展示」系統俱有某種不可替代性。

「異鄉人」他會不會又變成某種身份認同,就像「歹命人」一樣,這端看我們處理它的意識,不過我比較肯定的是,「原鄉裡的異鄉人」不僅不悲情,反而是一種新的勞動體系。

(圖:小川哲生,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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