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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屆提名觀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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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靖傑

電影、紀錄片導演

影像作為抗爭的武器—林泰州《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

2017年10月14日 02時19分

影像作為抗爭的武器這件事在台灣,大約是從八零年代開始,肇始於「綠色小組」,他們不見得是第一個拿起攝影機對抗體制不義的人,但卻是第一個有組織長期以攝影機為對抗武器,在那媒體被威權統治者把持的年代,衝撞於街頭,以記錄影像為老百姓鑿開一個看向另一種真實的小洞,稍稍平衡了世界的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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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提供|綠色小組    攝影|蔡明德

那之後,前仆後繼的個別影像工作者匯進了台灣解嚴前後的民主浪潮,為這塊土地的政治民主、環保抗爭、勞工運動、農漁民運動…留下珍貴影像畫面。最近我為了製作一個紀錄短片,而上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管理所網站去蒐尋綠色小組當年拍攝的街頭運動畫面,望著電腦螢幕,霎時間三十年前參與街頭遊行的熱血不自覺再度沸騰起來,那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你知道螢幕上那畫質粗糙的畫面已然成為昨日歷史,但它卻又鮮活地在你面前重現,彼時熟悉的人事物隨著記憶躍然眼前,他們不是歷史書上的那一頁,而是依然跟你現在生命連結的這一頁,只是三十年匆匆已過。那些慷慨激昂的熱血份子,有的至今依然秉持理想踽踽獨行,有的轟轟烈烈已然奪權然後再沒創意地被權力腐蝕。儘管時間不知不覺偷走了什麼,但歷史從不會失憶,因為有人默默用影像記下了一些刻印。影像作為抗爭武器,經過時間的沈澱,益發顯得彌足珍貴。

時間來到了三十年後的現在,台灣幾經政黨輪替,解嚴前後的社會抗爭激情逐漸淡靜,甚至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很少再聽到「影像作為抗爭武器」這樣古典的說辭了。社會矛盾並沒有消失,卻被以更細緻的方式消解,拿著攝影機投入社會行動進退失據,一個時代的集體行動大退潮,只剩零星的影像工作者負隅頑抗。2015年,長期拍攝實驗電影的林泰州,在這影像作為一種社會行動武器大退潮的年代,在中台灣發起一個名為「PM2.5影像行動小組」的計劃,他與向來關注社會議題的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共同發起,號召19位中青輩導演包含李孟哲、黃淑梅、馮偉中等,再次一起以影像為武器,聚焦雲林麥寮台塑六輕製造污染對環境與人體造成的危害,拍攝系列紀錄片、實驗片、MV、劇情短片、微電影…希冀集結影像的能量,來驅逐污染的惡靈。這個像七武士般的計劃確實有點古典,以致在網路時代中,雖曾一時被矚目,但並沒有引起太廣泛的持續關注——起碼與解嚴前後的浪潮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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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提供|林泰州

「PM2.5影像行動小組」行動了兩年,這期間陸續交出作品,在網路同溫層中投注漣漪。三十年前影像作為一種抗爭武器,舞台在街頭、地下流通的錄影帶零售、第四台、社運圈友人間的轉拷;三十年後PM2.5的影像作為一個抗爭武器,亦得認真尋找著舞台,上po到分眾繽紛的茫茫網海中,像石子投入大海,明知無法像三十年前那樣集中地聚焦社會能量,但還是不能不去經營網路同溫層這基本盤,像薛希佛斯推著巨石上山。除此之外,這個時代的影像行動還能有什麼另闢蹊徑的可能?行動就是要見縫插針,有隙的地方,就讓水流進去。於是,窮則變,變則通,相較於以前,比較有意思的這些抗爭搭著數位藝術成為當代藝術的一股潮流,而找到不同的突圍方式:「PM2.5影像行動小組」化整為零,以個別創作者為主,將以抗爭目的為出發點的這些影片「偽裝成」、或說「換裝成」「錄像裝置藝術」,以「林泰州×李孟哲:失序的序列PM2.5.7.12.19.31.50」、「馮偉中:西海岸異世界–360°錄像實驗」分別在2016、2017年入選國美館「數位藝術創作徵案」,以當代藝術之「錄像藝術」類別在該館展出。

不過說真的,終究是為了行動的突圍而變裝成錄像裝置藝術,尋求發聲管道的轉進,抑或影像創作者在行動中自我細胞分裂、進化開發出符合當代藝術語彙的成分,從而被當代藝術館場承認、吸納,這也許類似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難以解答,毋寧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甫於上個月17日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結束展出的「林泰州影像個展: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則是我所知道的「PM2.5影像行動小組」的第三次「美術館起義\入侵\潛入行動」,並且是內容集結最為完整、形式美學最為豐富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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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館的展區分六個區塊,通過展場入口進入第一展區,便看到投影畫面刻意歪斜投射於呈直角的兩面牆,方正的畫面傾斜被牆面分割,這投影的設置呼應著影像內容:「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這部7分鐘的實驗紀錄影片畫面充斥著吐著濃煙的巨大工業煙囪,導演用大量刮帶、顛倒畫面、反底片效果製造環境失序受傷的印象,旁白援引一場公聽會中,因空污罹癌的居民許立儀強而有力的控訴,其中有這麼一段話:「我要請環保署告訴我,那個監測站在監測什麼?如過台大詹長權老師可以監測到苯,我們的政府是不是只監測到笨,只有笨!」導演林泰州在這部影片的介紹中這麼寫著:「台灣雲林沿海六輕幾十年間使當地人罹癌比例升高,『合法污染』與『不負責任的政府』令在地居民束手無策。」作為整個展場的第一個作品,《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這部影片的美學策略基本上差不多涵蓋了林泰州這次展出共14 部影片、4個裝置與合成作品的手法。在這部實驗紀錄片中,他動用到的表現手法除了先前提到的片基刮傷、反底片效果、畫面顛倒或歪斜之外,尚有合成、黑色漫畫、混亂的塗鴉線條、噪訊、漏光、電流不穩的明暗閃爍….等等,林泰州動用了他擅長的實驗電影手法之十八般武藝跟不義的企業和無能的政府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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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提供|林泰州

另一印象深刻的影像,是《看不見的鬼島》,這部15分鐘的影片透過流行的空拍,全片「用神的視角」(這也是一個俗濫的流行語彙)俯瞰這塊土地,但有別於大部分空拍是用來拍攝美景,這部影片的空拍卻宛如拍攝地獄景象。從一格一格映照著天光雲影的大片養殖魚塭、蚵棚,慢慢飛行,很快便進入緊鄰在側的六輕工業區領空,這個總面積高達2260公頃,台灣最大的石化工業區,台灣1\4的空氣污染源來自這裡。影片由高空俯瞰著偌大的工業區,矗立的煙囪們沒有停止排放著濃煙,形成攝影鏡頭跟廠區之間始終存在的氤氳氣氛。空拍的氤氳通常會是飛行明媚山區的山嵐,然而,在雲林沿海的廣袤平原上,這氤氳是空氣污染。

觀看空拍本身是一種奇特的迷幻經驗,觀者看著看著會有飛翔的錯覺,林泰州採取讓這部片子全面灰濛濛的策略,沒有旁白,只是空拍地景、沈鬱的音樂、以及客觀的數據文字,我們看到原本該美麗的河川因引水灌溉工業區變成大片沙漠,我們看到人口密集的街市,被層層陰翳包覆,我們看到農作物無法生長的農地,我們看到孩童唸書的小學緊鄰污染的工業區、噴煙的煙囪群就在操場看得到的地方,我們看到蔚藍海岸旁占地龐大的工業巨獸…..空拍鏡頭舒緩地帶著我們進行這些巡禮,彷彿臨終前神識的最後一瞥。是的,這塊土地透過空拍鏡頭讓我們看到它已幾近臨終,因而驚覺,為何政商依然無動於衷。

林泰州3 圖版提供|林泰州

除了所謂錄像藝術之外,在美術館展出的林泰州亦應景地呈現裝置藝術與合成攝影作品,其中一件七連作的燈箱作品,以煙囪為主角,搭配黑色畫風的漫畫,充滿想像力地把煙囪比擬成槍管、手榴彈、上吊的支架、把人吸進去的巨管…藍色調的畫面,動漫風的手繪圖像與實景拍攝的煙囪構成在一起,形成一種暨流行又極具社會現實感的控訴圖像,是頗能引起年輕族群共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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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提供|林泰州

而最後一個展間名為《圓山工業區》的合成照片,將臺北圓山飯店周遭合成成巨大煙囪環繞的工業區,呼應《我身體就是空污監測站》片中許立儀的控訴:「政府是有階級的!」雲林六輕沿海鄉鎮的污染,台北的官員看不到,感受不到,因此麻木不仁,但卻也絕不願意自己搬到這飽受污染的地區居住。於是,林泰州乾脆將工業區搬到臺北圓山大飯店周遭,將原本的美景取消,取代以巨大煙囪包圍,濃煙噴放,讓台北的權貴官員設身處地想像一下。有趣的是,當你在這展間觀看牆上掛著的這幅合成照片時,轉個90度角,你會看到一方窗戶,原本你只是想眺望窗外舒緩一下,但你很快會發現,原來這窗戶框出來的畫面,就是牆上那幅圓山工業區的本來樣子,大小、方位都恰好是。一種即時的對比巧妙產生,林泰州在這裡巧妙地完了空間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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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提供|林泰州

花了這麼多文字講述林泰州的這系列影像作品後,我發現林泰州在自己的臉書專業上有這麼一段文字,由於我覺得不能再更清楚表達這系列作品的態度了,於是決定原文照登如下:「這兩年多拍攝許多環境悲劇,也拍到環境災民罹癌病變的肉身,他們的痛苦台北官員視而不見且麻木不仁,而任環境災民自受自滅。拍片過程我經常思考:臺灣是自由的國家嗎?自由到隨意丟棄石化廢棄物、隨意排放污染、污染罰款不痛不癢、資本家逍遙法外…。當一切都以經濟數字至上,保障工業『合法污染』,其他一切都必須配合而讓位與犧牲,這國家看似能夠自由發言、自由申請遊行抗爭,然國家機器對災民控訴卻充耳不聞,也不想解決,這算什麼自由?當民主被經濟綁架,一切被經濟架空、形塑出的民主,這算什麼民主?當環境災民抗議污染工業體,但國家機器執法警察卻圍住並驅趕抗議災民,舉牌警告遊行行為違法,警察保護了違法在先的污染工業體,這算是什麼國家呢?」

我想回這幾天我反覆重看的綠色小組三十年前的抗爭影片,林泰州上一段對國家機器控訴的話語,完全也適用於三十年前,也就是說,這三十年來都適用。那麼這個國家在政黨輪替了幾輪之後,站在受傷的土地上,我們不禁納悶:這個國家機器到底進步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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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版提供|林泰州

最後想岔題,提一下其中一間展間展出的《黑色星球獎的啟示》。黑色星球獎是德國倫理暨經濟委員會(ethecon)所頒發的獎,是只給為利潤而不顧法令,而且從事戰爭、濫伐、迫害人權、迫害自然、以及在社會恐難中賺取私人利益的個人與企業。2009年這個獎項頒給了在全球各地包含美國與越南製造污染的台塑,得獎理由為「具毒害地球的領導地位」。在這個展間,一部紀錄片正在播映著台塑的污染事跡,旁白是一個英語女聲,這是撰寫《卯上台塑的女人》的美國德州污染受害者黛安.威爾森。她的勇氣令人讚許,但她的旁白卻讓我發現有趣的地方,因為在她的敘事中,不小心地透露原來環保運動其實也是有種族優越感存在的,她如是敘說台塑集團的故事——二次大戰的時候,美國轟炸日本佔據的台灣,一顆炸彈落在一個鄉下農民的田地裡,後來美國為了賠償這個農民,便給了他一筆錢,並且提供塑膠產業的機會給他,這個什麼都不懂的農民竟然因此發跡,他的名字叫做王永慶…。

很典型的白人種族優越主義作祟的故事版本。雖然我跟黛安.威爾森一樣對台塑的污染感到憤怒,不過我實在不能同意她的這種大美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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