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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機器:紀柏豪的「忘言歌」與〈距離之歌〉

鄭文琦 | 發表時間:2019/05/08 21:19 | 最後修訂時間:2019/05/08 22:56

評論的展演: 台北國際藝術村《聆聽的機器-紀柏豪、王仲堃雙個展》、中山堂《忘言歌》

今天所謂的聲音機器,是觀眾與藝術家可以自行定義的介面,創作的對象則是我們的世界,其操作既不侷限在聲音作品之內,也不限定於作品與觀眾之間,而是反過來滲透進入包圍著『作品』的環境,藝術本體至此歷經一個轉變,從劃界分工的排除性藝術思維,轉化為一種去領域的全面創作。

—林其蔚[1]

圖:紀柏豪, 〈我想讓你說句話〉,《聆聽的機器》(2019)

 

走進位於台北國際藝術村百里廳的《聆聽的機器》(2019/3/22~4/23)展場,兩位藝術家的裝置作品分別以截然不同的姿態陳列於入口左、右的展間。王仲堃的〈風聽〉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視覺造型,立刻令人聯想到精巧的樂器;紀柏豪的〈我想讓你說句話〉則以機械聲紋震盪在水面上,但現場並無發聲的其他物件。櫃檯後方的展間配置亦如此;左邊是王仲堃同樣吸睛的〈畫沙〉,右邊是紀柏豪的〈距離之歌〉和〈單向傳輸〉,後者除了聲音視覺化(visualization)的影像介面和連結聽者與主機的耳機/麥克風所暗示的聽覺以外,聲音並非由物件所建構。在這個以「機器」為名的展裡,「聲音」是聆聽主體的感知對象,但這裡聲音/音樂顯然存在著不同的詮釋,光是《聆聽的機器》這個展名就有許多種解讀:「聆聽的機器」究竟是機器或人在聆聽(又是誰在發聲)?假如機器能作曲、也會發出聲音,那麼它是否也可以像人一樣聆聽呢?

「聆聽的機器」一詞或許可以參照關於「聲音機器」的論述[2]。就像藝術家對展覽題目的提議,類比造型和數位運算顯然有著不同的聲音「語法」(或發聲邏輯),「機器」一詞的用法(相較於「樂器」或「機械」)顯然更廣泛地指向「聽覺現代性」從前衛主義的聲音主張之後,人類與機器耦合的系統所引發的不同學門論述。由此猜想,假如人們設想一組能夠作曲、發聲、甚至可以「聆聽」的機器,其目的顯然不是設想一種代替人類的人工智能,而是以系統論觀點來理解人與機器共存的社會性平台,自然的聲音和人為的聲音如何互相交涉、互動?機器又如何統攝了關於聲音的不同層面,從而賦予人類一種「音樂/噪音」的能動性?

 

機器

在林其蔚彙整各家論述的著作《超越聲音藝術:前衛主義、聲音機器、聽覺現代性》的第三章〈聲音機器〉(Sound Machine)裡,「機器」一詞並不是指高科技與西方中心論點宰制下的狹義「機械」,而是挪用文化人類學研究前現代社會模型的「廣義聲音機器」,將人類之身體技術、身體外延之技術全部統合在一起,並將「人體、語言、文字、樂譜、音樂和、印刷、打字、類比錄音與數位錄音,甚至社會本身,都視為聲音的機器,這些機器之間有著種種象徵的、歷史的、實用的牽連關係,它們總合構成了一個具有時間深度的媒體空間體,在此連結之中,現代觀念上分立的物與事,都無主無客、無古無今地被連結在一起,這種廣義的人類藝術觀念與當今現代藝術、現代技術觀念大異其趣。[3]

圖:(前)王仲堃,〈畫沙〉;(後)紀柏豪,〈單向傳輸〉,《聆聽的機器》(2019)

 

讓我們回到百里廳。這裡無論是王仲堃以氣流時延動力的精巧機械(〈風聽〉和〈畫沙〉),還是紀柏豪藉由無線、或行動網路去溝通個人資訊(於環境中)參數的生成式聲音系統(如〈距離之歌〉),事實上,都著眼於受眾的聽覺感知與視覺造型之間的「非再現式」生成關係。換言之,有別於一般我們所知的聲音/音樂視覺化設計或數位藝術創作,往往利用不同的數位影像、技術再現聽覺的感知客體,兩位藝術家對於視覺造型的思考都傾向連結「聽的過程」而非再現的對象(物)。此外,這些作品都同時著重視覺和聽覺元素,也都很難單純以「聲音藝術」的分類來詮釋,似乎都呼應了林其蔚在《超越聲音藝術》的主張。

然而,兩位藝術家的差異不僅表現在視覺性、媒材或聲音原理(一者訴求類比元素,一者延續數位思考)上,更表現在對於「音樂」的思考上。紀柏豪引述的電子音樂作曲家蘿莉.許畢格(Laurie Spiegel)的話[4],提到對音樂的認知逐漸改變為一種人們可以參與的「過程」而非固定的「曲子」(許畢格甚至在訪談中將此種過程的創建與腦中的視覺歷程參照)。在此描述下,音樂並非對立於「噪音」或其他非體制化的聽覺制域(regime)。同時,王仲堃的裝置強調不同空間元素在聆聽關係中的隨機性,但他暗示從聲音的自然狀態到音樂的欣賞需要經過不同的轉化。而他試圖從類比聲音連結聽者傳統分類為「音樂」的情感,也藉著象徵式的作品命名來陳述物我相忘的境界。

 

編碼

在展場中,「風」或「沙」等引進自然的空間或動力元素的部署,是否通過機械設計而打開觀眾(在聽覺制域)的感性不得而知,但這些造型精緻的手工創作確實(在視覺制域)令人難忘甚至讚嘆連連。但是,如果我們只是把作品的「數位」或「類比」屬性定義為「發出聲音」的不同形式主張,而不能通過聲音的編碼(codification)程序去理解許畢格引言中「音樂」主張的基進性,那就難免落入了現代主義的媒材陷阱而無法印證前述足以顛覆(視覺)現代性的聲音機器了(這裡的編碼不一定是數位的技術,也可以是程式化的操作指令;但無論如何都不是自然/人為的二元對立思考)。

 

圖:紀柏豪,〈單向傳輸〉圖像記譜,《聆聽的機器》(2019)

 

在百里廳展場中,紀柏豪展出〈距離之歌〉、〈我想讓你說句話〉和〈單向傳輸〉。其中〈單向傳輸〉這件編曲,也是4月7日台北市國樂團於中山堂主辦的《忘言歌》演奏會系列中,二胡音樂家王瀅絜和紀柏豪團隊合作的生成式編曲計劃。在這場跨界演奏會中,紀柏豪先是以電腦繪圖的「圖像記譜」(graphical score)提示雲樹三重奏的演奏者如何回應機器的生成樂音(這些「圖像記譜」也同樣使用於百里廳展場中)。無論是樂器彈奏者或電腦即時生成聲音,在演奏時,現場觀眾都不會聽見重複預演的聲音生成軌跡。

有趣的是,在此我們反而注意到電腦如何有機地回應演奏者,換言之,觀察者的重點從對於特定樂器演奏技巧的關注,轉移到作曲如何與電腦溝通、電腦程式如何回應演奏者、演奏者與電腦又如何回饋作曲的「遞迴結構」之上。透過這個案例,我們彷彿理解為何紀柏豪會說三件作品「無論是軟體還是裝置,都會視為『作曲』、關於『設計系統』[5]的系統性理解—也就是說,無論是程式、裝置、電腦,甚至參與系統的聆聽者/設計者,都只是這種二階觀察論裡的「聲音機器」組成元素,共同構成了這個無所不在的系統;而所謂的作品正是讓這種系統得以被觀察的「編碼」作用。

 

最後的觀察

展場中,紀柏豪的〈距離之歌〉和〈我想讓你說句話〉都使用QR Code作為與觀眾手機溝通的媒介。透過鏡頭擷取QR Code開啟網頁,輸入「人聲」與自動化的空間資訊(GPS),觀眾才能完成與機器的溝通並化為聲音系統的一部份。然而,百里廳作為展場的空間部署,不得不說在一定程度上和藝術家本意產生衝突。一方面,觀眾必須進入「展場」的空間能指才能觸及「作品」的聽覺所指。另一方面,展場涵蓋的空間向度,卻只是整組聲音機器的其中一個可見介面而已。確實,我們發現大部份觀眾頂多是以欣賞一般數位作品的方式和它們互動;朝著手機發聲並觀察水面上否被引發聲紋,或者在銀幕上尋找屬於自己的那個GPS光點,稍微移動並觀察影像與聲音軌跡的變化 。

圖:紀柏豪,〈距離之歌〉,《聆聽的機器》(2019)

 

儘管就百里廳展場的空間部署及視覺體制而言,〈距離之歌〉可說是一件注定將失敗的「作品」;但這種失敗卻有極重要的意義,事實上,它也標示台北國際藝術村作為聲音機器載體的諸種限制—不僅在於其空間尺度上,更在於其對「聲音機器」或「聽覺現代性」的知覺範疇上。儘管紀柏豪嘗試以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於《節奏分析:空間、時間和日常生活》(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6]裡的「節奏」概念來提示透過科技參與作品,思考如何參與人機協作的未來理念,很可惜的,我懷疑在這樣的場域中,有多少觀眾會是實質意義上的參與者?又有多少人能因為〈距離之歌〉的銀幕介面而想像集體節奏的同步在場—甚至在他們離開展場後,仍願意點開手機網頁參與那個自身無法在場的編曲構圖?

正如林其蔚所說的:「創作成了藝術家與種種自主性技術力量打交道的過程」或許在紀柏豪將參與者與裝置所在的空間距離,類比為「管風琴」的風管時「距離越長泛音也越長」的美麗想像時,所期待的無非是觀眾亦能實現具有自主力量的技術個體,而不是在「新媒體」或「聲音藝術」的陳腔濫調裡被動地徵召到系統中。這樣的努力就算徒勞,還是掀起了難以名狀的微小漣漪。於是這個聲音漣漪的隱喻,也像那些無形的GPS訊號(在觀眾轉身離開百里廳後,仍兀自在銀幕上不停地向外擴延搜索所遭遇的光點)一樣,繼續等待著重新連線的那一天吧。



[1] 林其蔚,《超越聲音藝術:前衛主義、聲音機器、聽覺現代性》第三章〈聲音機器〉,藝術家出版,pp244-45

[2] 靈感來自林其蔚《超越聲音藝術》的〈聲音機器〉,作者指出「...為了將這種擴張聽覺的想法具體化,我們還需要給擴張聽覺的軟硬體一個名字,可以解除人、工具、音樂、語言、時間、空間在資本主義分工建置下的狹義定義,將被現代科技所分離的,人類技術實踐的主功能(狹義技術)、附帶功能(社會)與象徵功能(藝術),重新統整在一起,脫除高科技與記憶分化的迷思,回頭從文明史的角度將聲音的生產還原為泛科技的層次上來理解,本書將此種強調聲音生產的方法稱為『聲音機器』。」是故聲音機器也象徵現代性聲音的生產方式。

[3] 出處同上。

[4] 紀柏豪引述Laurie Spiegel的話見〈「聆聽的機器」-紀柏豪、王仲堃雙個展〉介紹:「我知道有許多音樂融入生活的方式正在改變。其中一個巨大變化,在於音樂逐漸成為人們可以參與的一種『過程』,而非每次聆聽都一成不變、由一堆固定、有限片段所組成的『曲子』。」台北國際藝術村網站。Laurie Spiegel訪談可見:https://digilog.tw/posts/817

[5] 〈「聆聽的機器」-紀柏豪、王仲堃雙個展〉介紹,台北國際藝術村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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