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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劇場能帶我們到更大更好的地方嗎?-《大動物園》

白斐嵐 | 發表時間:2018/05/30 23:39 | 最後修訂時間:2018/06/03 17:04

評論的展演: 台南人劇團-2018春天戲水《大動物園》


圖版提供|台南人劇團

正巧在台南人劇團《大動物園》演出前後,我參加了國藝會表演藝術評論台與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合辦的【TT不和諧開講2018:蘭陵40之後──台灣戲劇/劇場(史)研究再展開】(可算是【臺灣當代劇場發展軌跡四十年論壇 】後續迴響)。或許在這樣的前提下,讓我在看此劇時心中多了些關於世代、社會變遷的感觸。在講座中,其中一位主談人王威智提及個人記憶如何成為集體記憶再成為歷史,而劇場抑或劇場史又是如何處理自個人至社會集體之經歷。的確,劇場不斷回應著時代,即使在多元脈絡的視角中,劇場依舊時常被視為賦權(empowerment)的工具,為弱勢者──無論性別、階級或族群──發聲。然而,再弱勢的人類,集結了六十億後,翻轉角色為自然環境最大的威脅,動植物的加害者。而我們這世代每天睜開眼,無可避免地就得承擔這一切的業。於是,以劇場發聲的創作者,又該如何從「賦權」轉身面對並處理自身已成的威脅?

事實上,《大動物園》並非此劇導演黃丞渝與其合作夥伴首次以人類身分藉由劇場創作自省。在2014年由無獨有偶製作,王宏元與黃丞渝共同導演的《怪奇馬戲班》,也以核災過後之動物處境作為引子,探討人與環境、動物間的權力關係。劇中以廢棄物件搭景(再次令人思考,但我們在劇場談論環境議題時,又該如何在製作中實踐),而其人偶合一的手法且延續至《大動物園》,只不過從核災突變改走可愛路線,為劇中動物角色塑造鮮明又令人驚豔的形象。

與「偶」相互搭配的,是劇中同樣鮮明又令人驚豔的聲音/音樂運用。早在開場,眾演員排排站在台中央,先是百無聊賴接著像是瞬間開關切換,以對比情緒唱出活力滿滿的洗腦歌曲「歡迎來到大動物園」(洗腦在於此樂句已被剝奪任何真實情感,成為空洞但自我感覺良好的機械反應而已),呼應著背景一片假自然(植物牆、草地毯)、假動物(黑熊吉祥物公仔),以及動物園帶來的假快樂,以主題旋律確立全劇基調。接著,兩位樂手(黃婕跟林孟萱)擅用多種樂器為動物製造各種動作音效。有趣的是,當我們意識到動物園以狹小空間剝奪動物自由,讓動物們被困在或快或慢、但卻同等規律且焦躁的腳步聲中,空有「動作」卻無法真正「移動」時,卻也是聲音得以突破空間限制,讓被囚禁的動物彼此的吼聲或哀號。此外,當兩隻野貓試圖前往動物園尋找棲身之地時,讓他們感到陌生且害怕的,不是人類世界的車水馬龍,反是彼此為同類的獸聲,在在表現出動物無奈的生存困境。

 
圖版提供|台南人劇團

然而,在聲音無所不入的滲透之外,動物之肉身是否真有逃脫之可能?在張敦智〈在幕後更加傾瀉的悲傷《大動物園》〉一文中,評論人提到:「就故事類型出發,《大動物園》與《玩具總動員》、《馬達加斯加》其實一樣,都是用卡通化氛圍訴說一個逃離偽烏托邦的故事。」[1]光就此點而言,我並不十分認同。回過頭看劇中穿針引線的黃喉貂(張棉棉飾),某種程度或許正是創作者自身的投射,原因有二:她是動物的一份子(代表創作者意欲採取的動物本位與動物觀點);而她並不像其他的動物一樣被囚禁,因此讓她有能力改變現況(不像真正的動物是完全任人宰割的)。但她所鼓吹的脫逃,卻非英雄般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而已,而是一連串「所作為何」的詰問與辯證。換句話說,若自由是本能,生存也是本能,這世界上還有一處能讓動物滿足這兩種本能嗎?在人類的世界,我們能以「不自由毋寧死」追求精神上的超脫,但我們能以這樣的信念來處理動物議題嗎?

對在逃脫過程中被槍殺的斑馬與黑熊來說,要自由就沒得活(儘管他們死前如羊駝之形容:「像個真正的動物般活著」,但羊駝與黃喉貂立即陷入困惑:「究竟什麼是像個動物般活著」,更證明這並非一場熱血的冒險旅程,而是對於動物「生存權」的迷惘與無奈);對那些棲地被嚴重壓縮、食物鏈被破壞而整天餓肚子的動物來說,更是如此。於是在雲豹逃了之後,又來了兩隻野貓進駐(成了全劇我最欣賞的安排之一)。身處這個人類與環境、動物關係需經全面檢視的時代,絕對不是讓「動物園」承擔一切罪名那麼簡單。看著想過安穩生活的陸龜(林曉函飾)、事不關己卻搭上順風車逃亡的鶴等動物百相,《大動物園》以幽微的聲音點出此議題複雜又矛盾之面向。更別提最終那些逃出去的,「恰好」都是台灣原生種(包括實際上已被認定絕種的雲豹)。其他動物的家還在嘛?在極度失衡的生態環境中,還有牠們棲身之地嗎?

相較於動物處境所帶來的反思,《大動物園》裡「人」的故事略顯可惜,大都圍繞著如親情、人際關係、熱血夢想(與破滅)、職業倦怠等老生常談,大多數時刻不免落入一種自怨自艾且無可奈何之境地。與動物間精彩的交叉辯論、勇敢行動與壯烈犧牲對比,或許人類更像是被自身制度所麻痺的囚獸,困在一手打造的假自然中。諷刺的是,這似乎也忠實反映了人類面對此議題的無奈與無力。的確,我們也可將動物求自由、求生存引申為一切人類對於更高理想之追尋,但在這人類已霸佔夠多動物空間的地球上,我寧可在此放下身為人類的「自我」,就讓這樣的隱喻在觀眾心中各自發酵。

我想,正是這齣戲柔軟但堅定的姿態,提醒了我們身為人類該有的謙卑與贖罪。我們在劇中看不見「非如此不可」的大聲疾呼,卻是「這樣真的好嗎」的步步為營,這也是《大動物園》因此突出於類似議題作品之原因。畢竟我們與動物一樣都只有後見之明:什麼是更大更好的地方?哪裡是更大更好的地方?要救一隻還是全部(如果雲豹帶著水母而逃不了呢)?在這裡,沒有人是救世主,社運鬥士不是,藝術家也不是,我們只能盡我們所能,救多少算多少,做多少算多少,然後讓自己在那一陣一陣水母無緣回返的浪潮聲中找到安慰。


圖版提供|台南人劇團



[1] 張敦智,〈在幕後更加傾瀉的悲傷《大動物園》〉,表演藝術評論台,2018年5月17日(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9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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