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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鞍藤的春天》一劇看懷舊成了新意

白斐嵐 | 發表時間:2018/01/22 16:38 | 最後修訂時間:2018/01/23 13:50

評論的展演: 台灣歌仔戲班劇團《馬鞍藤的春天》


圖版提供|台灣歌仔戲班劇團、攝影|余梓勤

台灣電影市場作為某種大眾文化指標,好幾十年來都是好萊塢的天下,然而過去這一年幾部韓片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2017)卻在口碑與票房上都開出了亮眼成績。不過,在電影之外真正勾起我興趣的,是一如往常「韓國能,我們為何不能」的民族爭競論述,甚至不少聲音指出韓國的民主血淚與威權對抗史與台灣如此接近,為何我們卻無法說出自己的故事[1]。這樣的感嘆,令人感嘆於所謂的大眾,真真確確地存在著想要戲劇作品[2]看見自身文化故事的渴望。於是,台灣文化因政權更迭、強勢文化入侵所導致的脈絡斷裂,又加上劇場舞台與普羅大眾間的需求斷裂,兩者更成了雙重感嘆。

以此作為台灣歌仔戲班劇團《馬鞍藤的春天》之開場白,一方面是其劇情如前述韓片觸及了威權歷史,另一方面自是因為再無劇種比此劇所欲繼承的「新劇」其存在與消失,更適合呼應「斷裂」一事了。改編自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新吉同名回憶錄的《馬鞍藤的春天》,將自身定義為「時事新劇」,但同時也以「台語音樂劇」自稱之[3]。難道新劇就等同於台語音樂劇嗎?非也。然而在論述台灣戲劇時,對於名稱、劇種的種種窘困,正透露了戲劇史一路走來的死巷與岔口:隨時有著新線插播,讓支線強勢成為主線,先前幹道則硬生生被截斷,此路不通。新劇是日治時期與戰後自中日戲劇場景各自延伸的名詞,正如音樂劇有著八0年代後來自美國百老匯的脈絡。如今,這兩個名詞,就算一次也罷,就這樣在當代台灣的戲劇舞台上結合了。

只是,名詞劇種脫離不了自身乘載的歷史份量。我們提到新劇,或許會想到如邱坤良所謂「標榜『新』、『文明』以與傳統戲曲做區隔」[4];至於音樂劇,又是另一種以音樂敘事支撐戲劇結構的想像(當然這兩者間似也是未有牴觸的,只是切入點不同而已)。事實上,即便今日新劇在大眾記憶中多以「(文化人)懷抱社會批判或文化改革動機」形象出現[5],然其風格始終「在社會改革、戲劇改革與商業利益之間搖擺不定,爭議不休」[6],還來不及發展為一系統,便「煙消雲散,彷彿從未在台灣舞台發生過」,更「與台灣當代戲劇發展了無關係」[7]。從來不存在的名詞「定義」,在斷裂了一整個時代後,又該如何在當代回溯?與同時代盛行(同樣有歌有戲)的胡撇仔相比,風格辨識度是遠遠不及,更不若胡撇仔恰好跟上了當代崇尚混搭拼貼的潮流。那麼,如今我們該以何種眼光重新檢視新劇?新已不新,文明更成了自我警惕的危機,新劇難道只剩下「台語音樂劇」這自另一脈絡切入的同位語?


圖版提供|台灣歌仔戲班劇團、攝影|余梓勤

以《馬鞍藤的春天》一劇來看,劇中似無細究「新劇」風格之企圖。這麼說倒是巧合地呼應了新劇風行年代,東沾一點西加一味,摸索些許「新」意的混沌狀態。參雜著歌仔調、台語教會詩歌、流行歌、合唱和聲等音樂元素,各種不同的台語發音共鳴(還加上國語)硬湊在一起,讓不少年輕演員在轉換間倍感吃力(雖稱之為「台語音樂劇」,有少數年輕演員似尚無法掌握台語歌唱──無論何種形式──的發音咬字,洋味十足。然這實為整體生態現況與限制,無意就此作苛責。相反的,正是需要有更多類似作品,才能讓台語歌唱/唱腔更受重視)。至於戲劇結構,儘管每場戲間的轉換頗有巧思,不若傳統歌仔戲般平鋪直敘(然許多新編戲曲在結構實驗上實更成熟也更細膩),可惜在白色恐怖的時代框架下,卻未見更核心、足以作為全劇動能的「主題」。劇中或許寫實的描繪了當時政治氛圍的種種現象,但寫實上合理並不等同於在戲劇上合理。究竟此劇是關乎於為理想犧牲?苦難終將化為花朵的信仰?獨裁政權無所不在的恐懼(順帶一提,政權暴力在劇中過度簡化為丑角般的特務,甚是可惜)?莫須有的冤獄之?指烏鴉為「白」的自我否定主體性?全劇精神與形式無所適從,反讓此劇陷入懷舊之空虛,也平白失去了著力於從歷史「與當代對話」的可能性。換句話說,舞台上以新劇/台語音樂劇名詞包裝的,並無法再予當代劇場一擊共鳴,反只能訴諸於台下有(感)於類似經歷的觀眾。勾起的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記憶,卻也停留在這裡而已了。

近百年前的新劇如何還能新?諷刺的是,因著台灣文化自身脈絡的斷裂,當年拿來用新形式推廣新觀念的劇種,到了今日變成用被遺忘的形式說著被遺忘的故事。拜無知和遺忘所賜,舊事變得新(鮮)。坐在台下的我見著四周年齡層更廣、背景看似更多元的觀眾組成(即對台灣威權史有興趣,卻少有機會在當代台灣劇場得到滿足的觀眾群),既有感於這般彌補種種斷裂的起而行,但在某些時刻,卻也擔憂著要回返之處是如此空洞模糊,恰好成了台上台下以情感回憶取暖的投射,我們又該如何在名詞的懷舊外,讓它真正成為得以累積些什麼的實有呢?而這又豈是一劇一團的責任而已。

 



[1] 相關討論可參考BBC中文網劉子維文〈韓片《計程車司機》拍出反政府示威歷史:兩岸三地可能嗎?〉(2017年10月5日);楊一峰文〈導演碎念日記_為什麼台灣拍不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苦勞網公共論壇劉羿宏文〈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年9月11日);上報讀者投書林楷軒文〈台灣也該拍出自己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年9月14日);及眾多電影相關網路論壇討論。

[2] 請容我在此將電影之劇延伸至舞台之劇,因其相通之表演敘事本質。

[3] 可參考相關演出訊息報導,如《民報》唐植梅報導〈白色恐怖時代的悲傷 台語音樂劇《馬鞍藤的春天》22日桃園重現〉(2017年12月21日)

[4] 邱坤良,《飄浪舞台:台灣大眾劇場年代》(台北:遠流出版社,2008),頁225。

[5] 同上,頁244。

[6] 同上,頁254。

[7] 同上,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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