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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 Curators :之「(不)獨立策展人」(下)

Author: 蔡明君, 2016年03月14日 18時18分

評論的展演: The 4th Taiwan International Video Art Exhibition 2014 - The Return of Ghosts 2014 第四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鬼魂的迴返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台北場)


一之二 

而《鬼魂的迴返:2014第四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以下簡稱《鬼魂的迴返》)的兩位共同策展人,則是擁有另外一種全然不同的不獨立關係。同樣是在2014年,兩位兼具學者身份的策展人龔卓軍與高森信男,合作推出了一檔在策劃方法以及主題調性皆與前三屆相當不同的「台灣國際錄像藝術雙年展」。哲學背景出身的龔卓軍,在策展的實踐上,充滿了社會學與人類學式的方法,他獨特的風格,與「奧賽德工廠」的創辦人,從展覽執行策劃不斷累積有著豐富展場經驗的高森信男有著明顯的不同。

針對《鬼魂的迴返》這個有著相當鮮明個性的主題,龔卓軍回應道他的策展方法充滿了「編輯」的思考,因此,這個展覽一開始是去想如何做一本「書」,而不是如何做展覽、邀哪些藝術家或作品、空間要如何配置等問題。他更從編輯的構想來看策展團隊的組成,因此其中一定會有文字編輯,美術編輯的加入。這個過程雖然怎麼看都像是編一本書,但對他而言,重點是放在如何找出可以共同討論的人選。於是,兩位策展人經過幾回的討論,首先列出了一份針對書籍所規劃的訪談清單,接續著大約將近一年的時間都在進行訪談作業,然後在訪談結束之後規劃了三場座談會,而在那之後展覽正式定調與薩滿(sramana)相關,後續再帶出策展概念中與人類學、心理學、現代學科以及藝術家之間的對話,以及展覽的規劃的進行。

「訪談」對於龔卓軍而言,不僅是僅為了獲得材料那樣單純。訪談的過程能夠形成團隊、落實策展理念、更是來回辯證發展展覽概念的方法。 因此每一次訪談都像是聚會而非會議,不去討論實體的展覽要如何進行,而是透過談話讓策展概念逐步形成。這本幾乎是策展計畫的第一個(或許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的專書裏頭有一個很特別整理訪談的方式:每篇訪談都穿插著一段段策展團隊去訪談時的經驗描寫,或者是特別針對訪談場景帶有視覺效果的描述性文字。這些與訪談內容不直接相關,卻是充滿編輯以及展覽主軸想像與延伸的書寫,彷彿帶著閱讀者進入了彼時的訪談現場。高森信男便說到他們在編輯訪談時確實討論過文體,為了避免掉入人類學式的寫法,當時甚至異想天開想將每一篇訪談都寫成小說。但由於太困難,文字編輯陳莘便找到這個折衷的方法,而在此處,也體現了策展團隊成員之間互動的狀態。

兩位策展人的對話之中明顯地透露出展覽團隊(策展人與其他團隊成員)的共體性在龔卓軍心中有著很重的份量,雖然在他其他展覽中似乎也存在這個狀態,但在這個展覽當中「團隊的共體性」幾乎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為這個展覽不僅是關於「個人經驗」,它更多是與「共同經驗」,甚至和「社會經驗」脫離不了關係。從這一點來談,龔卓軍承認作為共同策展人,他的某些堅持,例如每一次訪談都必須要團體行動,所需花費的時間與精力應該曾讓以效率為最高原則的高森信男很痛苦。龔卓軍甚至覺得高森信男也許曾經後悔過,因為在計畫當中,他比較要求訪談、過程、文字與書本的製作等事項,但當進入到展覽製作的階段,除了參與討論,其餘部分都是由高森信男與美術館的行政團隊處理。

而事實上,在一個展覽策劃的過程當中,「形成一個實體展覽」這部分不但不是龔卓軍的專長也不是他的興趣,但「展覽與空間」這方面確實是高森信男的關心所在,因而他們兩人巧妙地產生了互補的作用。對高森信男而言,當講到策展,他腦中永遠都有一個實體展覽的樣子。或許有些時候,例如這個計畫(錄像雙年展)本身有著媒材(錄像)的限制,那他們的挑戰便是用另一個媒介(書本)來補述雖也與這個主題相關,但使用其他媒材創作者的觀點。

在兩個人的互動裏頭,難免會遇到主導性的問題。高森信男坦然地以一句俚語「一山不容二虎」解釋了這個關係,說到,既然不容二虎,那他就不要當老虎。因此他理解自己大概是因為有著這樣的個性,才有辦法應付與調適各式各樣的合作關係。從他們的對話中,確實不難發現兩位策展人的個性、關心與方法的獨特性與多樣性不斷相互刺激並產生非常多樣的互動。

同樣是在大學裡頭任教,他們對於教學的認知與方法雖然不盡相同,但當到了學校外,化身為獨立策展人時,他們都將策展視為一種溝通的方法。在他們的計劃中,策展作為一種語言,不僅是展覽以及作品與觀者對話的方式,也是策展團隊裡頭與彼此溝通的重要管道。就像高森信男說自己是個不愛說話的人,因此廣義的來說,展覽是他一種隱晦的說話方式。在這個展覽中,兩個策展人好像沒有直接說出什麼,但卻能透過很多人的話語和創作去構成一個思想的結構。在這樣的溝通(策展)結構裡,不僅有著專業的美術館行政人員作為強力後盾,加上在文字與美術編輯上讓人放心的團隊,讓策展人無後顧之憂以外,兩位策展人互補的興趣與專長成為了一個策展計畫得以成為能夠持續不斷開展的研究與探索。

 

一之三

《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以下簡稱《造音翻土》)歷經講座、討論、田野、研究到展覽規劃好幾年的時間,當2014年年初在北師美術館與2014年年中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兩個展覽都結束後,2015年中旬才終於經費到齊並有足夠的時間讓《造音翻土》展覽專輯出版。三位策展人之一的何東洪在新書發表會上發表了一段相當有趣的心得:『我算是新銳策展人。剛開始覺得是被騙上了賊船,但做完了之後,我覺得策展真是太好玩了!每個人應該都要來策展!』他這番引起哄堂大笑的話語,十分真心,但鄭慧華在之後的訪談過程中則是半開玩笑的對何東洪說『你這話不要亂講,害人!』,團隊中的第三位策展人羅悅全則是在一旁哈哈大笑。這個簡短而生動的互動之間,似乎點出了策展在不同經驗與背景的人心中的不同模樣。

羅悅全與何東洪敘述著策展概念以及團隊是如何發展的過程中,羅悅全提到2011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計畫《聽見,以及那些未被聽見的聲音-台灣社會聲音圖景》算是初步精簡地帶出了這個策展計畫的序幕。彼時的展覽因為觀眾多半是外國人,因此較難有深入的討論,因而在雙年展結束後,他們開始以舉辦講座、表演、工作坊的方式,重新聚集對於這個題目有所關心、研究的人,也是在這個時候,與何東洪重新聯繫上,一拍即合,才會出現最後的這個策展團隊。

《造音翻土》的三位策展人,以及幾位協同策展人的分工,幾乎完美地演示了為什麼對於獨立策展人而言,一人分飾數角、得樣樣皆通的工作狀態要創造出一個好的展覽是有多麼困難。何東洪幾乎是誇耀般地語氣說到每一次他們開會大都是在亂聊,但由於羅悅全擅長重點整理以及分析,總能將數個小時天馬行空東拉西扯聊到的內容不僅去蕪存菁,還能整理出接續討論與發展的重點,以建立後續進行的方向。他更坦言,除了能夠將藝術作品、各式文件、物品還有聲音檔案等材料分析統整的同時,還要能顧及視覺與身體經驗以及發展脈絡等軸線相互連貫、呼應的展示規劃,就得倚重經驗豐富的鄭慧華。畢竟他個人的背景訓練了使用耳朵想像的能力,卻並不能讓他懂得如何將種種素材整合轉化為視覺與空間構成。因此對他而言在整個展覽策劃過程,尤其是將研究材料轉化為實體展覽的討論當中難免有爭執,但卻是給予彼此向對方學習的機會。

當討論到展覽的主軸與策展的方法在聲音與視覺之間的平衡時,鄭慧華認為計劃主軸應該說是「聲響」,而「聲響」對他們而言是「經驗」,因此他們並未特別討論過要以視覺或聽覺的方式來規劃這個展覽,而是去討論這個「經驗」可以用甚麼媒介轉譯出來。當然聲音是其中一種,但這媒介也可以是紀錄片、攝影、書寫或視覺藝術創作等。雖然有人批評展覽中放了太多材料,被視覺主導,甚至破壞了聆聽,但對他們而言,這個展覽的策劃,其實比較傾向歷史研究與文件,因此他們花較多時間在將他們針對所擅長、熟悉的時間與類型而收集來的材料去「問題化」,並由此進一步去想像這個計畫究竟要做什麼。

要如何將各自的背景、知識以及收集而來的材料「問題化」也許是這個策展當中分工最有趣且顯著的特色。由於何東洪對九零年代之前的音樂較為熟悉,羅悅全則是對九零年代的聲響與噪音比較了解,於是他們與協同策展人之間的角色便如同工頭與下游廠商一般的分工,甚至與失聲祭、旃陀羅公社還有藝術家們也是類似的合作關係,因各自有其熟悉的領域,那就由各自去進行那些領域的研究。也因為如此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時代特質:例如九零年代之前較多流行音樂,九零年代之後多偏向當代藝術的噪音。這些特點,一方面雖與策展人們的個人經驗特質有關;但另一方面也是回應了他們在策劃上是傾向歷史與文件研究的概念。展覽呈現了策展人們現階段的觀點,就像每一部歷史的書寫,是透過目前可收集、選擇的材料去做整理與分享,並不可被視為定論。另外,因為經費的關係,專輯無法同步與展覽呈現,算是挑戰了觀眾是否能在展覽中發現不同階段之間幽微而較為抽象的連接橋樑,例如早期作為搖滾樂團,後期開始做噪音的濁水溪公社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銜接。

如同吳達坤所提到的藝術所特有的談論方法,鄭慧華也說到了做藝術與策展像是擁有一種特權,讓策展人在做研究的同時,可以和嚴肅的學術論述、研究方法有所不同。透過策展,研究者得以在嚴謹研究的同時透過跨域、藝術創作與充滿想像力的方式,來運用知識、公開分享、提出討論 。尤其是,在當代策展的實踐過程中,策展人透過藝術作品、文物、物件、書寫等不同媒介進行反身性的思考,自我檢視、甚至自我推翻,讓「當代性」作為一個不斷回射的思辨態度,帶給研究者與觀者持續的挑戰與發展,是當代策展相當重要的特質。就像羅悅全講到,策展的終極目標是展覽結束之後可以一直有方法延續下去。因此就專輯編輯上的思考來看,由於展覽做出來之後他們有機會在展覽裡面走,透過身體與文件、作品、物件及聲音等在空間中互動的經驗,對於他們之後專輯要做些什麼內容便有了更清晰的想法。而出版更是持續了他們策展計畫的發酵作用,同時透過書籍的編輯與製作得以延續了後續研究與梳理歷史的實踐。

作為一個聲音研究者,何東洪認為過去的事沒辦法改變,但歷史是一個現在式,要有新的視野。從這三組計畫的策展方法裡,我們或許可以發現當代策展中細膩分工的可能性,且不僅是針對工作方式、興趣或專長,而是每一位策展人與藝術家皆可能做為計畫中的研究者,且在計畫研究的內容和方向上,都會因為時間、一次次不同的合作者所擅長、關心的主軸不同而有所變化,而這也許便是策展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這個仍(或將一直)與時間共同前進的領域,隨著時代進行而得以與不斷變化的各類領域、思想、觀念合作,並不斷回看再轉化,然後持續開展不同的角度去觀看、思考並前進。就如透過去尋找這三個獨立策展計畫中的不獨立性,或許便是讓我們來認識「策展」這個暫時還不會固著於某地的研究、實踐或創作的其中一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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