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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世俗傷痕和共識的鬥爭──《給摩莎》

Author: [2014 特約評論人] 薄光, 2014年06月15日 12時50分

評論的展演: 演摩莎劇團,《給摩莎》

 

時間:2014年5月3日 19:30
地點:臺北市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演出、圖版提供:演摩莎劇團

 

       木質結構嵌上毛玻璃的舊式窗框與門框占滿舞台後牆,中央的門框上掛著信箱。這些常見於平房式家屋的窗框、門框,一片片地被回收成為佈景。右舞台豎著時鐘柱,黑底白字顯眼地指著4:10 (?)。我們無法確定這個時間是否有效,因為它那樣清晰地標示我們對於「在場」的共識,但隨著預錄音樂不斷反覆,時間確實在流逝,但時鐘依然靜止。如此,空的佈景卻透露多樣的想像方向:家屋空間的碎片拼湊而成的記憶、信箱可能承載來自遠方的信息、穿梭在暗影中的身形。音響反覆傳來預錄的背景音樂,帶著淡淡的感傷。這種感傷一再重複,成為綿綿情話的背景音樂,直到它在觀眾的等待中成為一道問號。

       「摩莎──」我們聽見音響傳來年輕男生清純懇切的語音留言。那是給摩莎的情話和約定:它構築了親密的人際關係,但它的敘述目標卻是欲望和佔有。摩莎是誰?在甜美、深切、同時隱藏欲望的話語底下,她是男人的發話對象,也是欲望的對象。「給摩莎」的命題敏銳地掌握了「情書」的話語結構當中的欲望/權力關係,5組導與演製作5段單人表演,在情書遙遠的話語底下,藉由精采的編劇邏輯和喜劇表演技巧,塑造5個風格化的女性角色,並敘說他們在當代國際政治、自由貿易、體系、兩岸關係等情境下流轉的故事,以此演繹「摩莎」這個空白位置。也因此,這5個角色其實是「社會形象」;他們的故事展現(demonstrate)著台灣社會變遷之歷史過程。角色的刺激—反應、對未來的抉擇、追溯記憶的感傷皆是社會—政治條件的結果,而演員在舞台上則是展現這些角色面對各種客觀條件時所產生的改變和抉擇、情感和客觀條件之間的矛盾力量。[1]

       陳家穗演出,羅斌(Robin Ruizendaal)執導的〈大島〉從一個錯誤的假設出發,擾亂總統辦公室女職員原本可以在存檔於筆電的虛擬欲望中度過的值班夜晚。因為google map的錯誤,台灣成了橫跨太平洋版圖的「大島」。網路訊息的錯誤版圖使得島嶼的虛擬資本在這個夜晚無限膨脹,並牽動島嶼上橫生的權力網絡。身處島嶼的權力中心,她整晚忙著接聽各國元首、國內意見領袖的電話,轉述話筒另一端的話語。直到演員配合cue點在3支辦公室分機、私人手機、與中共國家主席聯繫的紅色熱線電話之間手忙腳亂的表演淹沒話語的內容。這些早已是陳腔濫調的話語可以因為google map的訊息更正而一筆勾銷;但這個因她的職業—社會功能而疲於奔命的女孩,在這個荒誕的夜晚,隻身困限在巨大的權力機器內部,經歷來自遠方的權力話語操弄之後,清晨,在她結束值班之後,我們仍然不可知,是否仍是同樣的女孩在電話裏回覆母親的嘮叨,然後在虛擬欲望中得到慰藉?

       在〈安奈ê尋味人生〉,我們可以觀察到黃婕菲(演)與顏良珮(導)發展出數段縝密的行動線或表演程式,建構表演文本。黃婕菲以胡撇仔身段穿插閩南語俚語活跳跳地演繹安奈的生活、她的憂愁、她在記憶中獲得的快樂。繼承父親家傳魯肉飯工夫的小吃店老闆娘安奈卻面臨不斷被討債的壓力。陷入苦思之中,她倏然一個亮相,秀出手上的鑽戒。她正和來自中國商人忠國(?)熱戀。小倆口將攜手前往中國大陸發展,成為連鎖滷肉飯企業的老闆娘。在渡海坐擁數千店面之前,她必須用記憶交換未來。在兩人飄忽不定的電話語音下,安奈的長段獨腳戲穿插俚語、配方口訣,再搭配料理食材的無實物練習,帶著觀眾回溯她從父親那裏傳承的滷肉祕方和手藝當中蘊含的童年記憶。在她即將離開家鄉之際,當遠方傳來忠國遲疑的電話語音留言,而未來仍無法確定兌現。

       相較於安奈的手藝面臨連鎖企業化而成為中央廚房調理包的危機,〈最後的晚餐〉則直述台灣社會對於食品工業與連鎖消費網絡的焦慮。擅長單人表演的陳雪甄圍著橫過舞台中央的白長桌,演現一場即將到來的盛宴。以連鎖超商自動門的電子迎賓音樂為cue點,她如默劇演員,以無實物練習一次次把食品安全問題捧上桌。

       〈神掉了張悠遊卡〉,鄭尹真戴上假髮,假扮發福的女性遊民。她從邊緣、底層的位置,撿到了「神」遺落人間的悠遊卡。困在人間的資本主義體系中,「神」遺落給人間的不再是神聖的(sacred)象徵物,而是連祂都難以為自己加值的悠遊卡。在這個隨著行動科技的發展而貨幣交易、權限認可快速虛擬化的時代,「加值」成為一個人成為社會成員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取得社會身分,以勞動、知識、技術來換取資本,為這個身分加值,然後獲得交易—交通的許可。「加值」亦已通過各種設備、介面、瀏覽器…串聯起知識生產—流通、交通、物流、消費交易與欲望流動,而根本地更新社會運作的原理。社會契約將是由那些被加值過的人藉由專業化的技術來決定的。而那些並不和時代共享同一個未來的派遣勞動者將無以復加地被整個時代的加值體系驅趕到美好生活的邊緣。作為違規廣告的替代物,他們被部屬在街頭,成為「美好生活」的背負者。在他們想起心裏憶念的目的地之前,他們必須困限在車陣中一次次地越渡「生活」在炙陽、大雨中的崩毀。而「神」呢?「神」所生產的是非日常、難以交易的象徵意義,祂同樣難以累積點數為自己加值,而不斷被歸零,最後成為女人話語中的「一隻小人」。女人刻意以癡呆的喜劇拍,敘說怪誕而舒適的夢:當尿液滿溢,當勞動者身體耗損的血水滲流,女人把這「一隻小人」塞進子宮。藉由神聖與怪誕的翻轉,女人的話語解消空泛的懷舊情感,成為一道隱喻,試圖探問台灣社會隱忍的世俗傷痕。但如此知識分子式的話語與意象真的足以開啟投向社會的視窗?抑或話語終究堆砌出另一面鏡像,讓我們在劇場裏原地打轉?

       在黑盒子漸漸映現懷舊、感傷、鬱卒等情感(sentiments)之際,我心底總會有這樣的對話框:為什麼急於敘述自己?向誰敘述?這些話語能否為被敘述的對象生產出真正關於自我的知識,藉以理解身上的世俗傷痕?當戲要求觀眾從劇場望向社會,這些問題投給我們一道製作團隊忘了留給觀眾的反身凝視──從社會情境解析戲劇話語的生產。

       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在《後現代情境:關於知識的報告》(1979)中提到:「現代性的普遍傾向是用一個關於情境的話語來定義一個話語的情境」[2]。現代社會的知識是藉由敘事話語而生成。而在當代社會,話語的生產愈來愈深地被傳播科技和資本流動共構的體系主導。「知識」及其話語像是商品一樣被生產、轉譯到由傳播科技和資本流動共構的知識流通體系中,被流通、交易。在這樣的條件下,「關於自我的知識」,或者說,對於情境(conditions)的認識也就愈來愈遠離實踐、體驗,而更全面地受到傳播技術和資本體系所支配,進而成為一個社會中合法化的知識。「在信息時代,知識問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是統治的問題」(李歐塔 2011:31)。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及合法化知識的不安造成了1960-70年代西方知識份子根本的懷疑。「作為社會運轉因素的知識」愈來愈成為資本—權力結構支配的附屬品,李歐塔藉由對知識的提問,把群眾從知識體系解放出來──反詰「誰決定知識是什麼?如何生產知識?」

       「說話就是鬥爭」(李歐塔 2011:38)。當這個時代的話語都可能循著語言規則和傳播技術被收編到整體化的權力體系中;甚至連「批評」這樣的精密工作也可能在體系中變成模糊、失去基進性的抗議,我們如何重拾一種「批判性的、反思的或闡釋的知識,它直接或間接地審視價值或目標,抵制任何『回收』」。(李歐塔 2011:51)而問題就在這: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當「個人」的存在條件愈發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網絡和經濟—知識條件所決定,「關於自我的知識」要如何掙脫時代的知識體系的模塑,然後找到一種解析-論述自身存在條件的技術,藉以探問個人內部最深的創傷、最核心的價值,進而以關於自我的知識形成界限,成為反抗的動力?

       恢復話語的批判性的關鍵卻在掌握「話語」最根本的矛盾:愈是難以簡單描述的事物愈是吸引我們敘述的欲望。我們圍繞這難以描述之物發明各種表演性(performatif)話語,突顯話語遊戲的異質性,藉以造成資本—政治—技術體系生產的大敘事的崩潰,在作為共識的敘事—知識內部創造不可述之物的空間。不可述、難以體系化,因為以反抗為目標的話語根本不在同一個知識體系內進行價值交換。

       戲中角色能說善述,輪番在觀眾眼前敘說來自當代台灣社會的庶民生活景況(conditions);我卻驚覺,這些逗樂觀眾的喜劇機制和懷舊的故事像是生產共識的機器,而非顛覆的藥物。在演員拋出的笑點和觀眾的笑聲之間,在提問與此起彼落的應答之間,流動在劇場之中卻是從街頭、網路訊息回收,早已成為共識的二手話語。當批評成為共識,而劇場成為生產共識的歌隊,我仍期待不可述之物的空間,讓那被隱沒在被生產的共識底下卻踏實流動的世俗傷痕(薩依德語)重新鋪陳話語—情境的層理。

       傷痕無法被想像收購,永遠位於紀念的形式之外;我們甚至難以通過煞有介事的嚴肅感性與其對話;而我們對傷痕的摸索,也從來沒有目的地。試想,當你騎車在承德路七段停紅燈時,你要和那坐在安全島上的賣花者、舉牌者說些什麼?「在此身分之內有如此多的人駐足」[3]──我想到薩依德(E. Said, 1935–2003)對「身分」的解析與詰問。我們無法就身分本身進行思考或工作,因為單一、同質的身分的目的地就是遺忘;我們總是小心翼翼地回到「抑制不了的根本起源的斷裂或瑕疵」──在身分、或關於身分的知識被建立的同時,其內部有多少被壓抑、隱沒的傷痕需要發聲、等待對話?在「給摩莎」被敘述完成後,我們可否期待一種表演性的話語與技術,突破懷舊修辭的遮蔽,藉以考掘這些裂縫中,由諸多難以簡單描述的叢節(constellation)對話、交織而成的位址:那些並不和我們共享未來的人們的記憶終得不被壓抑,復返。當我們聽見他們傾訴之際,我們的世界將如何一點一點地解體?不可說,他們耗損的身體記憶──他們關於自我的知識──仍游移在QR code解析的創作論述之外。



[1]  Bertolt Brecht. 1964. “Alienation Effects in Chinese Acting.” Brecht on Theatr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pp. 96-7.

[2]  車槿山的譯文將condition翻譯為「條件」;但我以為「情境」是否會較接近Lyotard的文脈?(Jean-François Lyotard(李歐塔)著,車槿山譯。2011。《後現代狀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108。)

[3] Edward Said(薩依德)著,易鵬譯。2004。《佛洛伊德與非歐裔》。台北:行人。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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